法官、檢察官、律師以及其他以法律為職業者所構成的法律人共同體以及法律人對這樣一個共同體的認同，是形成律師職業道德的重要條件。在法律人不能形成這樣一個法律共同體的社會，不同法律職業者之間存在的隔閡、猜疑、不信任甚至對抗，會有損律師職業道德的基礎。法律人共同體的形成需要不同法律職業者之間的相互理解、信任、支持，需要他們之間的相互需要，能夠相互榮辱與共，并形成不同法律職業間有機的連通和流動機制。

目前，我國尚未形成一個這樣被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法律職業者共同認可的法律人共同體。國家有法官法、檢察官法、人民警察法、律師法，與律師比較，法律對法官、檢察官和人民警察職責權限的確立和保障更加系統規范，社會地位更有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有《法官行為規范(試行)》，對于法官的職業行為也提出了明確的要求。例如，要求法官在庭審中不隨意打斷代理人、辯護人的陳述，對代理人、辯護人的代理、辯護意見是否采納都要闡述理由。盡管這些職業操守可以限制法官隨意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但法官職業道德行為的字里行間，還是讓人能夠真切地感受到法官面對當事人和律師的“居高臨下”。此外，盡管檢察機關有《人民檢察院在刑事訴訟中保障律師依法執業的規定》，公安部也正在起草《公安機關保障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及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規定》，但這些律師權利“保障”規范，均注重單向的內部紀律規范，并不能形成律師和法官、檢察官、警察之間的制衡措施和救濟手段。因此，不好評說這些“兄弟單位”的規范，是否有利于促進法律人共同體的形成，是否有利于律師職業道德的塑造。

如果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等執法力量以及作為自由職業者的律師沒有形成一個具有共同理念和價值觀的法律共同體，如果律師得不到法官的尊重，而法官同樣得不到律師的尊重，如果法官可以隨意阻止律師陳述和答辯，甚至通過律師向當事人索賄，如果律師向法官行賄被作為社會的一種“潛規則”，那么律師的職業道德塑造，還是難以做到不“露水湯湯”。

事實上，在一個法律人共同體沒有很好發育的社會，作為自由職業者的律師群體也不容易形成發育良好的共同體。律師之間的沖突大于合作，猜忌大于信任，相輕大于相重。在這樣的結構中，共同體很難采取一致的行動去規范個體行為，而個體的不“守規矩”很可能帶來額外的利益，并造成不好的骨牌效應。大家可能會有這樣的經驗：一場精采的足球開始之后，有幾個人站了起來，其他人為了不被阻擋視線，也不得不站起來，結果是大家都必須站著看足球。如果想舒舒服服地坐下看球，就需要大家都坐下，但是沒有人愿意先坐下，因為最先坐下的人將會什么也看不見。在這樣的情勢中，集體的一致行動就非常重要。

盡管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確立，訴訟制度的不斷完善以及法律人文化的不斷培植等會為促進中國的法律人共同體的形成提供越來越好的制度基礎，但是，就像對法治的信仰一樣，法律人共同體的形成需要整個社會生態機制的完整提升，不是幾部法律的修改完善可以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