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本題20分）
　　1.本案爭議的法律關系是區家三兄弟與龍家兩兄弟之間的房屋買賣合同糾紛。當事人一方為區家三兄弟，另一方為龍家兩兄弟。本案是必要的共同訴訟，區家三兄弟為共同原告，龍家兩兄弟為共同被告。
　　2.法院將三人的起訴合并審理的做法是正確的。因為區家三兄弟起訴的訴訟標的都是出自于同一法律關系，即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房屋買賣合同，所以本案屬于當事人雙方都為二人以上且標的是共同訴訟，即必要共同訴訟，必要的共同訴訟是不可分之訴，人民法院必須合并審理。
　　3.有。人民法院應追加龍甲為共同被告，因為本案為不可分的必要共同訴訟，龍甲為必要的共同被告，必須參加訴訟，如果其不參加訴訟，應當由法院依法追加其為共同訴訟人。
　　另外該調解協議未經龍甲、區紹富同意而無效。法院不能據此簽發調解書。

　　六、（本題20分）
　　1．縣法院與縣檢察院為共同賠償義務機關，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根據《國家賠償法》第19條之規定，對沒有犯罪事實的人錯誤逮捕的，作出逮捕決定的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再審改判無罪的，作出原生效判決的人民法院為賠償義務機關。二審改判無罪的，作出一審判決的人民法院和作出逮捕決定的機關為共同賠償義務機關。之所以如此規定，是因為二審法院改判無罪時，同時意味著對一審判決的否定，由一審錯判引起的賠償責任，應由一審法院直接履行賠償義務，但由于一審過程中，如果被告人已被逮捕羈押，一審法院作出的有罪判決，意即對逮捕決定的肯定，而且被告人上訴期間，也因一審判決是有罪而繼續被逮捕羈押。所以，一審的有罪判決和作出逮捕決定的機關對被告人的逮捕均負有責任。當二審改判無罪時，同時否定了有罪判決和逮捕決定，由此引起的賠償責任，理應由一審法院和作出逮捕決定的機關共同承擔，對受害人承擔連帶責任。所以對潘某的錯誤逮捕，縣法院和縣檢察院為共同賠償義務機關，潘某可向其中任一機關提出賠償請求，被請求的機關應先予賠償。
　　2．對縣法院逾期不予賠償不能申請復議；對縣檢察院逾期不予賠償可申請復議，并應在2000年6月20日起2個月屆滿后30日內向市檢察院提出。《國家賠償法》第21條第1款規定，檢察院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的，賠償義務機關應在收到申請之日起兩個月內依照該法的規定予以賠償，逾期不予賠償或賠償請求人對數額有異議的，賠償請求人可以在期限屆滿之日起30日內其上一級機關申請復議。據此，該案賠償請求人潘某向縣檢察院提出申請后，如對其處理不服，可在自兩個月屆滿之日起30日內申請復議，否則，上一級機關不予受理。本案中，潘某申請復議，應在2000年6月20日起兩個月屆滿后30日內向市檢察院提出。但依第21條第2款規定，法院為賠償義務機關的，賠償請求人對其賠償數額不服或法院逾期不賠償的，并不申請復議的程序，賠償請求人只能向其上一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請作出賠償決定。換方之，法院與檢察院同為賠償義務機關，但其適用的賠償程序并不相同，前者比后者恰恰少了一個申請復議程序。
　　3．作出原生效判決的法院為賠償義務機關。依《國家賠償法》第19條規定，再審改判無罪的，作出原生效判決的人民法院為賠償義務機關。
　　4．不可以申請復議，省高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為市中院賠償委員會作出的賠償決定，是發生法律效力的決定，不得對此提出復議?！秶屹r償法》第103條第3款規定，賠償委員會作出的賠償決定，是發生法律效力的決定，必須執行。對于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作出的賠償決定，無論其是否合法和合理，根據目前《國家賠償法》的規定，都是生效的決定，必須執行，賠償請求人不得向上級賠償委員會申請復議。所以，對潘某的請求，省高級人民法院可不予受理。
　　5．不合法?！秶屹r償法》第25-29條規定了國家賠償的賠償方式和計算標準，第30條規定了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等責任形式，但并沒有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因此，潘某要求精神賠償費的請求是不合法的。

　　七、（本題25分）
　　1.“任何一方的訴詞都要被聽取”的理論基礎在于“自然公正”思想。它有兩個基本內容：第一，如果某人的利益因為某項決定將會受到影響，那么這個人在該決定作出之前有申辯的權利；第二，如果某項決定影響到多方的利益，那么各方當事人都有平等的申辯權利。
　　“任何一方的訴詞都要被聽取”首先要求保障當事人有充分的申辯機會。在訴訟中，這意味著必須將訴訟程序和任何可能的指控事先告知當事人，以使當事人有機會準備答辯；同時還要允許當事人以適當的方式，將答辯提交給法官。
　　這一要求作為訴訟原則，最早出現在1723年英國的“國王訴劍橋大學案”中。在該案中，被告劍橋大學取消了神學博士本特利的博士學位。而在作出這項決定的過程中，本特利沒有獲得任何申辯的機會。英國王座法院因此以頒發強制令的形式，為本特利恢復了學位。擔任該案首席法官的普拉特評論道：“（劍橋大學）在對（本特利）進行與之不利的指控、降低其資格的時候，拒絕聽取他的申辯，這與自然公正是不相容的”——這也是“自然公正”一詞最早出現在英國的司法程序中。
　　2.這樣的制度有陳述理由制度、回避制度與聽證制度。
　　陳述和申辯是與回避原則一起最早確立的兩大自然正義原則之一。當事人在接受處罰之前并不是簡單的法律客體，而是有主體性和主動性的法律主體，他可以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也可以對自己的行為作出說明，因此陳述和申辯體現了對當事人人格尊嚴的充分尊重，同時也是防止錯案的有力程序。
　　聽證一般是指在國家機關做出決定之前，給有利害關系人提供發表意見的機會，對特定事項進行質證、辯駁的程序。聽證的內涵是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外延則涉及立法、執法和司法的三大領域。行政處罰中的“聽證”，則是指在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由行政機關指派專人主持聽取案件調查人員和當事人就案件事實、處罰理由以及適用依據進行陳述、質證和辯論的法定程序。聽證制度得以建立的法哲學基礎可以說是源自于英國的“自然公正原理”。這一公理提出兩項要求，其中一項為“任何人在承受于己不利的決定時都有權利做出申辯”，這被現代學者認為是作為行政公正程序體系中核心制度的“聽證制度”產生的價值基礎。由此可知，聽證權本源于“兩造兼聽”的理念。另外，從立法的角度看，對聽證程序的法律適用，有些國家和地區是分散地規定在行政程序法的各個章節之中，也有些國家和地區是集中地規定在某個章節之中。如我國臺灣省的“行政程序法”規定：“依本法或者其他法規舉行聽證時，適用本節規定?！泵绹缎姓绦蚍ā芬幎ā氨痉ǖ?編第553條或第554條所規定的審訊，須按本條規定進行?！蔽覈摹缎姓幜P法》第42條、第43條與《行政許可法》第四章第四節（第46條到第48條）都有關于行政法領域中的聽證程序的相關規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98條“公安機關作出吊銷許可證以及處二千元以上罰款的治安管理處罰決定前，應當告知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有權要求舉行聽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要求聽證的，公安機關應當及時依法舉行聽證?！眲t在此基礎上明確規定了關于治安案件的處罰過程中，聽證程序的適用規定。在學理上，根據不同的標準可將聽政程序分為不同的類別。常見的有：依據內容的廣狹不同而區分的廣義的聽證程序和狹義的聽證程序；依據是否由法律直接規定必須舉行而分為法定聽證程序和任意聽政程序。兩種類型的劃分各有其不同意義，從對后者的比較中能夠明晰地洞見聽證程序的權利結構，而前者的劃分則一方面有助于揭示聽證程序的適用范圍，另一方面則反映出聽證制度在價值上的意義。
　　由于現代國家程序法律的高度發展與日趨細密，尤其在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場合，公訴方或行政機關往往會因為程序違法而得不到法律的支持，甚至有時出現縱容犯罪的情況。我們認為，不能因為程序正義可能在局部會犧牲實質正義，就取消它的價值。很多時候，程序正義是有力的保證了實質正義的實現的。人類永遠不可能發現和實現終極的實質正義，這根源于我們自己的內在矛盾與理性的有限。法律作為彌補我們的內在局限的一種外在規則，其本身當然也是有代價的。法官裁判的客觀性不是生活中的絕對客觀性，而毋寧是一種相對的客觀性。這樣的客觀性有兩個根本特點：第一，它相對客觀，但絕對有效。也就是說只要是法官認定的事實，就必然在法律上是正確的，是有法律效力的；第二，這樣的客觀性是通過運用有限的證據來證明的。因此客觀性的大小取決于每一個證據的證明力和整個證據鏈條的證明力。但“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更不能容忍的是對程序正義的漠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