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相繼遭受大暴雨襲擊，一時間城市防洪與應急管理再次成為媒體與公眾關注的熱點。其實，近幾年來國際上特大城市水災事件也是頻繁發生，并顯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城市型水災害的減災對策已成為各國研究的重點課題。

　　1982年7月23日日本長崎大水災，第一次使人們建立起了“城市型水災害”的概念。今天，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城市化過程中，城市洪澇的水文特性與成災機制均發生著顯著的變化，城市型水災害顯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城市人口資產密度提高，同等淹沒情況下損失增加；城市面積擴張，新增市區過去為農業用地，防洪排澇標準較低，而洪澇風險較大；以往城外的行洪河道變成了市內的排水渠溝，加重了防洪負擔；城市空間立體開發，一旦洪澇發生，不僅各種地下設施易遭滅頂之災，高層建筑由于交通、供水、供氣、供電等系統的癱瘓，損失亦在所難免；城市資產類型復雜化，水災之后即使洪水退去，諸如計算機網絡的破壞等所造成的損失不可估量，恢復更加困難；城市對生命線系統的依賴性及其在經濟貿易活動中的中樞作用加強，一旦遭受洪水襲擊，損失影響范圍遠遠超出受淹范圍，間接損失甚至超過直接損失；城市不透水面積增加，排水系統改善，徑流系數加大，使河道洪峰流量成倍增加，洪峰出現時間提前，已有堤防的防洪標準相對降低；由于城市氣溫高、空氣中粉塵大，形成所謂城市雨島效應，即出現市區暴雨的頻率與強度高于周邊地區的現象；大規模城市擴張階段，往往造成水土流失加劇，局部水系紊亂，河道與排水管網淤塞，人為導致城市防洪排澇能力下降；城市防洪排澇的安全保障要求大為提高，而城市防洪排澇工程設計施工管理的難度加大。這些變化表明，現代城市面對暴雨洪水顯得更為脆弱。除非隨城市的發展同時增大治水的投入和管理的力度，否則必然會出現水災損失急劇增長的惡性局面。

　　城市型水災害對傳統的治水理念與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戰。同時在城市化進程中，經濟技術實力的增強、對自然演化規律認識的深入、人類自我約束能力的提高等，又為實施城市治水新對策創造了條件。

　　主要對策包括：城市防洪排澇工程體系的規劃與城市發展規劃相結合，形成雨、污分流系統，在保障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合理選擇防洪標準，適度承受一定的風險，以綜合治水帶動城市功能、環境、景觀的改善；采取各種雨水滲透與雨水蓄滯措施，以立法形式要求新建、改建小區必須設置相應容積的雨水調節池，改變讓雨水盡快排入河道的傳統思路。調節池中儲存的雨水可在洪峰過后排入河道，或作為綠地澆灌和城市清潔等用水；對擴大行蓄洪能力之后仍可能泛濫的洪水，要靠平時的防災準備與應急時的警報、避難系統來減輕災害的損失。為此，需要建設防災減災信息系統，對水災風險進行評估，以風險圖的形式向社會公布評估的信息，以便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災害來臨時能夠及時準確獲得災害警報，采取有效的避難救生措施，減輕災害的損失；進一步健全水災應急管理體系，科學制定防汛應急預案；由于應急預案的實施需要短期緊急調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因此需要以立法的形式明確相關單位的責任義務與協調機制，以及應急預案的啟動程序。（考試大一級建造師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