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某人民法院做出了一項終審判決：浙江某煙草公司分公司（以下簡稱煙草公司）起訴某裝潢公司不當得利一案，煙草公司敗訴。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一起很普通的民事案件。但由于牽涉到目前非常混亂的工程審價與審計的關系問題，因此，還是引起了業內人士的關注。那么這起案件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審計結果能否確定工程造價？ 
  　簡單的事情有點麻煩了 　 
　　在1998年1月至2000年12月的兩年時間里，某裝潢公司為浙江某煙草公司分公司承建了19個裝修工程，這些工程都在兩年內陸續完工，工程結算也比較順利。其中18項零星工程由嵊建裝潢公司在完工后向煙草公司呈報決算書，煙草公司在審核后承付了工程款。而另外一個以招標方式承建的煙草公司辦公大樓裝修工程的造價則由審價機構審定，并經雙方簽字認可后也結清了工程款。 
  　事情到這里似乎應該畫上句號了，但令某裝潢公司經理袁秋炎沒想到的是，麻煩才剛剛開始。去年9月，當地審計局對煙草公司進行了財務審計，其中當然也包括這19項裝修工程。審出的結果卻是：煙草公司在這19項裝修工程中多付工程款240萬。并在“審商決某某第某某號審計決定書”中，對煙草公司做出了“全額收繳財政”的行政處罰。
  　煙草公司是怎樣走上法庭的 　 
　　審計局認定煙草公司多付了240多萬元工程款的理由是施工單位虛報定額、重復計算、高套定額。但煙草公司認為，這個理由太籠統太模糊。且審計結果不能令人信服甚至“不可信”，并提出了行政復議的要求。2個月后，審計局的復議結果出來了：維持原決定。 　 
　　可以想見，在這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煙草公司實際上只有三條路：一是按照處罰決定上繳240余萬元，但這不是一筆小數，顯然他們不愿選擇；二是讓某裝潢公司承認多計并退回這240萬元。而事實上，煙草公司在函告某裝潢公司這一要求時，遭到了理所當然的拒絕；剩下的只有一條路：煙草公司如果不想自己掏這240萬，只有訴諸法律。 　 
　　于是，左右不是的煙草公司在2000年 月，以不當得利為由將某裝潢公司告上了法庭，而其最主要的證據居然是連自己都不愿認同的“審商決某某第某某號審計決定書”。 
　　某裝潢公司勝訴的理由不復雜 　 
　　雖然這個案件經過了一審和二審，但結果還是可想而知的，某市中院的一審判決認為，審價是市場行為，政府部門是不能用行政手段影響造價的決定，以國家審計的結果來確定工程造價根本于法無據。某某裝潢公司和煙草公司的合同履行沒有問題，并非不當得利。浙江高院三個月后對本案的終審判決也認為，“依我國合同法的精神規定，合同系平等民事主體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貫徹意思自制原則，只要合同的約定不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就應根據合同本身的約定來確定。因此本案被上訴人（裝潢公司）以合同方式獲得工程價款是有法律依據的，不屬于不當得利”。 
　　判決發人深省 　 
　　本案的原告起訴的是被告不當得利，但是根據法院的判決書中所說：民法上的不當得利，是指沒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而造成他人損失。如果要起訴他人有不當得利，就必須證明被告從施工合同的履行中獲得了超出合同本身利益的之外的其他利益。可以看到在本案中，某裝潢公司和煙草公司的合同從訂立到執行，沒有任何的違法之處，因此當事人之一某裝潢公司既然盡到了應盡的義務，完成了裝修工程，那么取得合同規定的利益完全合理，又何來不當得利呢？　　 
　　對于本案的另一個焦點：行政監督部門的審計結果能否凌駕于合同約定的工程審價之上，或者說，能否凌駕于合同之上。浙江高院的終審判決書中的分析可謂一針見血：“上訴人煙草公司提起本案不當得利之訴的相關證據，即某市審計局就煙草公司財務作出的審商決某第某號決議書，此系國家審計機關基于行政管理所作出的一種具體行政行為，而本案的被上訴人（某裝潢公司）并非該具體行政行為的相對人，故對其無任何約束力。其次，更為重要的是，該證據的審計結果，在事實上也無法導出本案施工合同價款上確實存在瑕疵，進而否定被上訴人獲得工程價款的正當性。據此，煙草公司上訴主張被上訴人存在不當得利，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由此可見，單純用國家審計結果來否定合同確定的工程價款，根本與法無據。 　 
　　但是另一個問題出現了：審計機構可以約束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又是市場的主體之一，這樣兩個機構的兩個造價客觀上擾亂了市場的運行秩序。關于這一點，紹興中院的判決已經指出了問題如何解決：“如果審計局對中介部門的工程造價、決算審核如發生錯誤，應向中介部門提出建議，并由中介部門進行復審。終結部門復審后，如認為原審定的工程造價、決算確有錯誤，應通知工程承發包雙方按復審后的工程造價進行結算，并應給承發包雙方申請復審的權利。”由此可見，審計機構如果真的發現了工程造價上出現了什么問題以至于導致國有資產流失，也應該遵循正確的途徑來解決，而不應單方面憑主觀認識否定工程造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