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后期，孔祥熙再三聲明：他實行的戰時財政政策“系就發行、增稅、募債、募捐四者兼籌并顧”；[1][8]又說：他和財政部對于戰時財政政策，是“本增稅與募債兩者并重之原則策劃并進”[2][9]；并一再強調：中國戰時財政是“從長期制敵著眼”和兼顧“國計民生”出發，“采取穩健政策，一面籌集抗戰費用，同時供給建國資金”，而不像日本那樣，為了速戰速決而采用濫發公債和鈔票的“冒險政策”。[3][10]這些言論既說明他在抗戰中后期實行了一種不同于抗戰初期的戰時財政政策，又說明他企圖在戰時財政政策上隱瞞真相、欺騙人民。其實，他在抗戰中后期并沒有采取所謂“四者兼籌并顧”、“增稅募債并重”的“穩健政策”，而是偷偷采取了濫發鈔票的“冒險政策”，換言之，就是他在抗戰中后期偷偷實行了以發鈔為核心的戰時財政政策。相關證據有三：
一是他在1939年作出了兩個導致抗戰中后期法幣發行額飛速增加的決策。是年1月，他決定：“為適應社會籌碼需要，并協濟國、地兩方庫款周轉起見”，對法幣發行額“酌為合理之增加”。[4][1]
9月，他又代表國民政府公布了《鞏固金融辦法綱要》，規定除了金銀和外匯外，還必須以短期商業票據、貨物棧單、生產事業投資（即股票）和公債充當發行法幣的準備金，而公債最多又可占準備金總額的四成，[5][2]從而在法律上使發行公債和發行法幣一元化，進而為大肆增發法幣掃清了道路。此后，法幣發行額便呈直線上升之勢：到1939年底時已從1938年底的23.1億元增至42.9億元，1940年底又增至78.7億元，1941年底增至151億元，1942年底增至344億元，1943年底增至754億元，1944年底更猛增至1895億元， 6年間凈增1861.9億元，約為1938年底法幣發行額的81倍。而在抗戰初期的1年半間，法幣發行額僅從抗戰前夕（1937年6月底）的14.1億元增至1938年底的23.1億元，凈增9億元，只是抗戰前夕法幣發行額的64.28％。[6][3]
二是抗戰中后期法幣增發額在國家銀行對國民政府的借款中占了核心地位。孔祥熙在1939年說：“國庫支出益增，虧短之數亦益巨，大半須恃銀行借墊之款，以資維持。而銀行復賴增加發行，以供支應?！盵7][4]可見，從1939年起，國家銀行借款已在國民政府不斷增加的財政赤字中占了核心地位，而法幣增發額又在國家銀行借款中占了核心地位。事實也的確如此：1939－1944年間，法幣每年的增發額占國家銀行借款的比重最低為76.6％，最高竟然超過了100％，都遠大于1937－1938年間的25％；其累計增發額占該時期國家銀行借款總額的比重則高達86.4％，約是抗戰初期的2倍多。（參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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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孔祥熙：《抗戰三年來之財政與金融》、《三十年來之我國財政》、《抗戰四年來之財政與金融》，《大公報》1940年7月7日7日第4版、1941年元旦第9版、《演講集》第318頁。
[2][9] 孔祥熙：《戰時財政與金融》，《演講集》，第249頁。
[3][10] 孔祥熙：《抗戰三年來之財政與金融》、《一年來我國財政之回顧與展望》，《大公報》1940年7月7日第4版、1943年元旦第9版。
[4][1] 孔祥熙：《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財政報告》，《民國檔案》1986年第2期，第73頁。
[5][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財政經濟（3），第8頁。
[6][3] 葉世昌、潘連貴：《中國古近代金融史》，第332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7][4] 孔祥熙：《最近財政實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財政經濟（1表1：1937—1944年法幣增發額占國家銀行借款的百分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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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年度※ |
法幣增發額（億元） |
國家銀行借款（億元） |
前者占后者的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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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38 |
3 |
12 |
25.0 |
|
1938下半年[2][6] |
6 |
9 |
66.6 |
|
小 計 |
9 |
21 |
42.8 |
|
1939 |
20 |
23 |
86.9 |
|
1940 |
36 |
38 |
94.7 |
|
1941 |
72 |
94 |
76.6 |
|
1942 |
193 |
201 |
96.0 |
|
1943 |
410 |
409 |
100.2 |
|
1944 |
1141 |
1401 |
81.4 |
|
小 計 |
1872 |
2166 |
86.4 |
三是抗戰中后期法幣增發額取代公債收入在國民政府的財政赤字中占了核心地位?？箲鸪跗?，公債收入在國民政府的財政赤字中占據了核心地位：1937－1938年間其在赤字中所占比重高達75.5％，1938年下半年雖大幅降低，仍達36.5％；而其累計額占該時期赤字總額的比重亦達60.2％?？箲鹬泻笃冢珎杖朐谪斦嘧种械暮诵牡匚粍t為法幣增發額所取代：1939年，公債收入占財政赤字的比重降至15.6％，之后雖一度回升至26.9％，但在總體上呈下降之勢，其在抗戰中后期的累計額僅為同時期赤字總額的4.4％；與此同時，法幣增發額占財政赤字的比重則呈相對上升之勢，先從1937－1938年間的19.6％上升至1939年的96.1％，之后又一度上升至100.3％，其在抗戰中后期的累計額則為同時期赤字總額的86.4％。（參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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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楊蔭溥：《民國財政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頁；1943年的百分比經重新計算，與該書中的數據略有不同。
[2][6] 從1939年起，國民政府的財政年度由“跨年制”（當年7月—次年6月）改為“歷年制”（當年1—12月），所以1938財政年度只包括下半年。
），第375、36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