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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年度 |
法幣增發額 |
公債收入 |
財政赤字 |
法幣增發額、借債收入占財政赤字的百分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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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38 |
3 |
11.56 |
15.32 |
19.6 |
7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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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下半年 |
6 |
3.18 |
8.72 |
68.8 |
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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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
9 |
14.47 |
24.04 |
37.4 |
6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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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
20 |
3.25 |
20.82 |
96.1 |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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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
36 |
2.08 |
39.71 |
90.6 |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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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
72 |
23.72 |
88.19 |
81.6 |
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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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
193 |
9.56 |
192.42 |
100.3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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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
410 |
38.71 |
422.99 |
96.9 |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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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
1141 |
16.47 |
1354.73 |
84.2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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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
1872 |
93.79 |
2118.86 |
88.3 |
4.4 |
[1][5] 楊蔭溥：《民國財政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頁；1943年的百分比經重新計算，與該書中的數據略有不同。
[2][6] 從1939年起，國民政府的財政年度由“跨年制”（當年7月—次年6月）改為“歷年制”（當年1—12月），所以1938財政年度只包括下半年。
如上所述，孔祥熙在抗戰中后期的確實行了以發鈔為核心的戰時財政政策。這就背棄了他在理論上所主張實行的以借債為核心，以增稅、發鈔為補充的戰時財政政策。而他之所以背棄自己的理論，則是三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是戰爭的特殊需要和增稅、借債的低效益迫使他這樣做。戰爭具有變幻莫測、消耗巨大的特性。這就在客觀上要求戰時財政的主持者必須想方設法迅速籌得巨款以確保戰費需要。而從理論上說，發鈔是戰時最易于奏效的籌款方法，因為與增稅、借債等常用籌款方法相比，它具有手續簡便、成本極低、單靠國家強制力就能在無形中把大量財富迅速集中到政府手里的優點，即便是“最弱而無能的政府亦能實行之”。[1][1]不過，發鈔過度會導致惡性通貨膨脹，所以有識之士在籌劃戰時財政時，既主張用它來籌集戰費，也強調適度原則，反對過量發行?？紫槲跻矎娬{這一點。他說：“為求收入迅速，以戰時需要計”，“亦必利用”發鈔辦法來籌款，但須“毋使過量，以防流弊”。[2][2]話雖如此，可實際上發鈔的“度”是難以把握的。因為戰時生產往往較平時萎縮，結果導致物價飛漲，進而帶動戰費開支的激增。此時，如果財政當局不能有效利用借債、增稅辦法回收流通中因生產萎縮而相對過剩的鈔票，然后用這些鈔票來應付戰費開支的激增，那就只好依靠增發鈔票來供應戰費開支了，于是就會不自覺地超出發鈔的“度”而走上濫發鈔票的絕路?？紫槲踉诳箲鹬泻笃诰鸵驗轭愃频脑蚨呱狭藶E發鈔票的絕路。一方面，抗戰期間增稅、借債的效益極差，前者僅能支付政府財政總支出的6％，后者僅能彌補政府財政赤字總額的5％[3][3]；另一方面，戰費開支又急如星火，且數額巨大，動輒占每年財政支出的60－70%[4][4]。在這種情況下，孔氏作為財政部長，雖然明知發鈔過度會導致惡性通貨膨脹，但為了使國民政府能夠堅持抗戰，他只得走上濫發鈔票的絕路。
二是他對發行戰時公債產生了畏難情緒。1939年，面對抗戰初期向人民直接發行公債“成績迄未顯著”困難局面，他不是知難而進，想方設法改善其成績，而是哀嘆說：“此后雖仍擬積極勸募（公債）”，但“將來有無更好成績，殊難預知”。[5][5]在這種畏難情緒的作用下，他過早地放棄了向人民直接發行公債的努力，輕率決定“仍將以押借辦法為主”發行公債，也就是把大多數公債抵押給國家銀行，再由國家銀行借款給政府。而用向國家銀行押借的辦法發行公債，勢必走上濫發鈔票的道路。因為國家銀行既無權強迫人民認購公債，也無法一直以人民的存款來滿足政府的借款需要，就只得以公債為準備金增發鈔票，再借給政府。這樣，發行公債便和發行鈔票無異，等于是變相的通貨膨脹，即以發行公債為名，行發行鈔票之實。于是，發行公債愈多，發行鈔票也愈多。久而久之，原來實行的以借債為核心的戰時財政政策也就變成了以發鈔為核心的戰時財政政策。
三是他一度用一種荒謬理論來指導法幣的發行。他在1940至1941年間曾反復販賣如下理論：“迨戰事發動以后，抗戰建國同時并進，通貨之需要因之更形殷切，發行數額自有相當之增加。但發行數額是否逾量，不在乎數目之多少，而全以是否適合于社會之需要及已否超過飽和點為定。若依此衡量我國之現在發行數量，不但未超過飽和點，且反在飽和點以下。”[6][1]這是一種無視惡性通貨膨脹的存在而企圖為濫發鈔票政策辯護的荒謬理論。1940至1941年間，大后方已經發生了惡性通貨膨脹。因為當時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的重要標志——物價上漲速度超過法幣的增發速度。如以1937年6月的物價和法幣發行數為1，則1939年12月重慶批發物價指數為1.77，仍低于此時的法幣發行指數3.04，但到1940年8月時，前者增至4.94，已超過后者的4.72，這表明惡性通貨膨脹開始出現；到1940年12月時，前者增至10.94，后者僅為5.58，1年后，前者增至28.48，后者僅為10.71[7][2]，惡性通貨膨脹已愈演愈烈。而在惡性通貨膨脹時期，鈔票發行量雖然增加，但其所代表的商品和勞務的價值總量反而降低，所以不會超過“飽和點”（商品流通和勞務實際需要的貨幣量）；鈔票發行量越多，其所代表的商品和勞務的價值總量越低，也就永遠不會超過“飽和點”。這就是上述理論的真意所在。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法幣的發行量必然漫無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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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丁洪范：《非常時期財政應否以通貨稅為出路》，《大公報》1936年7月1日第11版。
[2][2] 孔祥熙：《戰時財政與金融》，《演講集》，第240頁。
[3][3] 張公權：《中國通貨膨脹史》，第98頁。
[4][4] 楊蔭溥：《民國財政史》，第102頁。
[5][5] 孔祥熙：《最近財政實況》，《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財政經濟（1），第357頁。
[6][1]孔祥熙：《一年來之戰時財政》、《抗戰三年來之財政與金融》，《三十年來之我國財政》，《大公報》，1940年元旦第3版、1940年7月7日第4版、1941年1月1日第8版；《今后財政之展望》、《抗戰四年來之財政與金融》，《演講集》，第282、318頁。
[7][2] 葉世昌、潘連貴：《中國古近代金融史》，第33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