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某種意義上，“人才難得”是一個偽問題
　　魏王、楚王肯定也有過“人才難得”的焦慮，但劉邦沒有。跟劉邦一樣，唐太宗李世民也沒有。李世民要求他的宰相封德彝薦舉人才，但等了很久都沒有消息，于是一再催促，封德彝說：“不是我不盡心，實在是當今沒有人才！”李世民氣憤地說：“這算什么話！帝王治理國家，都是取才當世，豈有到幾百年之前去借人才的。你只能說自己不知道人才是誰？在哪里？怎么可以平白無故地誣蔑一代中國人呢。”封德彝大為慚愧。就此一點來看，千百年來，中國人真心地崇拜李世民大帝不是無緣無故的。
　　司馬光德才兼備論的“篩子”太密，太過求全責備，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能臣吳起、陳平、韓信、管仲、百里奚……都通不過。我的看法是，在崇尚競爭的年代，“重才”還是應該大于“重德”。德之缺失，在現代工商社會就大處說有國家法律、社會輿論加以制約；從小處說，也有企業內部制度與文化的監督。如果抱定非德才兼備者不能用，那的確是人才難得了。而且過分強調德，推至極端，就會使“無才便是德”大有市場。東漢仲長統在論“三公”（國家最高輔政大臣）人選時說：“從中期開始，選任三公，都務必從清廉忠厚、謹慎小心、循規蹈矩的人中選拔，這乃是婦女的楷模，鄉間的平常人罷了，怎么足以身居三公高位呢？三公的人選如此平庸，卻希望三公為國家建立功勛，這豈不是遙遠的事情嗎？”是的，一個主要由“婦女的楷模、鄉間的平常人”組成的公司，希望做大做強，的確是遙遠的事情。來源：www.examda.com
　　綜觀中國歷史，“德才之辯”蔚為大觀。其中，重德者之末流漸至“（女子）無才便是德”，而重才者之末流漸至孟嘗君（戰國四公子之一）的“雞鳴狗盜之徒”。同樣，一個主要由“雞鳴狗盜之徒”組成的公司，它的天花板高度也很有限。中國智慧是一種（用陰用陽）平衡的藝術，并不是“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無論如何，德才兼備都具有標桿的意義；無論如何，“重德”還是“重才”都不能只在“末流”的層次。
　　四、招不到人才的策略檢查表
　　與其感嘆人才難得，不如更多地從用人者自身尋找原因。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開發出一個招不到人才的策略檢查表。
　　如果禮節很完備，情意很殷勤，而賢才仍不愿出來做官，則圣明的君王應該冷靜地自我反省：
　　1、難道是我的品德太薄，不值得他仰慕？
　　2、政治太混亂使他無法輔佐？
　　3、奸佞當權，使他不敢出來做官？
　　4、我的誠意不夠，使他憂慮自己的意見不會被采納？
　　既然天下不可能無才，但為什么人才不肯到我這兒來呢？司馬光明確要求領導者“內省”，問自己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關于領導者自身的。現在是一個雙向選擇的社會，人才不肯來，可能是他們看不上公司的領導者，至少是不認同，或者不認同領導者的為人，或者不認同領導者的價值觀；
　　第二個問題是認為公司管理一團糟，我就是來了也無法展開工作，到時雙方只有損失，而沒有價值的創造；
　　第三個問題是公司人事上有大問題。
　　領導者可能只信任家族成員、好朋友、過去的老戰友、老同學、老同鄉等等，他們天然地排斥外來的職業經理人；第四個問題是領導人雖然對我發出了邀請，但誠意不夠，誠意不夠或許是重視程度不夠，對我的建言或許只是表面認同，而內心卻不認為是這樣。
　　給真正的人才多一點誠意，投資回報率會非常高。207年，46歲的劉備“三顧茅廬”請26歲的諸葛亮出山是中國人才史上最有名的佳話。三國時代的主要人物，曹操年紀最大，生于2世紀50年代，劉備生于60年代，孫權和諸葛亮都生于80年代，拿現在的說法，孫權和諸葛亮都是“80后”，他們對曹操和劉備來說，都是不折不扣的小字輩。推究起來，在《三國演義》里老是哭鼻子的劉備用人的本事了得，“三顧茅廬”之后，諸葛亮就要為他“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曹操再三勸降關羽，而關羽卻說“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
　　一個要成就大事的人就應該克己而虛懷若谷，為什么大海最大？因為大海最低。用“低”來成就“大”，這就是中國智慧。但凡一個人有某些方面的才能，當然會驕傲一些，因為對他來說，有這個才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領導者現在正需要用到他的才能，的確是有求于他，自然應該謙卑一點。
　　五、讓人從“無用”到“有用”，從“小用”到“大用”
　　如果跳出僵硬的“德才之辯”，德魯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說得非常透徹：“充分發揮人的長處，才是組織存在的唯一目的。要知道任何人都必定有許多缺點和短處，而缺點和短處幾乎是不可能改變的。但是我們卻可以設法使其不發生作用。管理者的任務，就是要充分運用每一個人的長處，共同完成任務。”
　　歷史是人物博覽會，而每一個人都是一種“復雜的存在”，不能完全以德才來作涇渭分明的標簽。沒有純粹的君子，也沒有純粹的小人；沒有純粹的圣人，也沒有純粹的愚人。明代李贄說：“夫天生一人，必有一人之用。”真正偉大的公司領導者正需要放開心胸與眼量，不拘一格，讓人從“無用”到“有用”，從“小用”到“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