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政公用事業的政府責任轉移的有限性
城市水業之所以成為市政設施，是因為政府在城市水業中的責任。這種責任可以分解為投資責任和服務責任。
為了提高效率，具體的服務責任由城市政府向社會企業的轉移是市政公用事業改革的基本趨勢和形式。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政府通過特許經營的形式實現了服務責任的合理轉移，由社會企業作為具體經營者在政府的監管體系之下來具體進行水業服務。
而投資責任引申出新增投資責任和已經形成了水業資產管理兩個方面。
在一定的水價體系支撐之下，一部分投資責任可以轉向企業。但是對于向中國這種城市化發展迅速的經濟轉型國家來說，投資責任的完全轉變往往是水價體系難以支撐的。因此，需要保留一定的投資責任在政府。政府之所以保留一部分投資責任，除了水價承受能力之外，還因為政府在非收益領域的責任，需要將政府投資的那部分資產不以市場性收益性股權的形式進入城市水業。
對于歷史投資已經形成的水業資產也同樣有此原則，在高速發展的階段，水價體系難以支撐全部的已有的數千億的水業資產以企業產權形式完全進入投資回報。需要保留相當一部分資產，尤其是沉淀性資產以公益資產形式，保留在非收益性資產的范圍之下。
二、水業改革的資產和產權特征
中國進行政資分開的改革，資產管理從職能部門中的管理系列中拿出，實現了專門的資產管理。這種改革對于國有資產在競爭性領域中退出意義重大，避免了政企不分，使國有資產能夠集中精力在基礎性行業中發揮主導作用。
目前，產權多元化改革逐漸成為城市水業改革的主要形式，在供水行業中則成為主導形式。污水處理行業的運營主體大部分仍然是事業單位，收費形式大都還是行政事業性收費，往往沒有直接觸及到最終產權。國資委在進行“管人、管事、管資產相統一”的原則之下，沒有區分供水公司所持有的資產跟競爭性行業有什么區別，國家也沒有專門的市政公用設施這種非競爭性行業資產的管理方法。因此，在“政資分開”這種大背景之下，供水公司的資產納入到統一的“政資分開”的改革框架之下，參照一般競爭性行業的資產管理模式，由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能，實行產權多元化的改革。
但是，基礎性行業往往有相當的比例屬于非收益性資產，本來就難以“政資分開”。對于純粹的非收益性資產，如城市路燈和立交橋，往往簡單，沒有受到政資分開的影響，資產部門也不愿意接手純粹的非收益性資產的管理；而在一些如城市水業等具有有限收益性質的城市基礎設施領域出現一定的混亂。城市水業的末端有商品和價格特點，但是城市水業是自然壟斷性基礎行業，而且高速發展的中國城市化，使價格體系不能支撐完全的成本收益。因此需要在處置城市水業資產時即考慮它的收益性特征，又不能簡單將城市水業套用競爭性行業的做法，實施生硬的政資分開。
雖然中國1998年就發布了基于成本的《城市供水價格管理辦法》，但是在傳統體制之下，實際上水價的形成是政府綜合了各種因素的系統產物。中國目前實際的水價水平遠遠達不到投資回報的要求。
價格是社會敏感度很高的因素，因此，各級政府在確定水價的過程中都采取謹慎和措施，確保社會和諧。在政資分開全面推進的背景下，如果將水業體系完全納入現在的收益性資產體系，水價體系與資產處置方式所產生的直接關聯，將極大地加大水價的壓力。
三、如何衡量和處置水業資產價值
市政公用事業的資產是提供服務的基礎，而服務是市政公用事業的核心。提高城市水業服務是改革的核心，在原水水質不斷惡化，出水水質和服務質量要求日益提高的如今，需要為提高服務質量留下足夠的成本空間。不能讓本來就很少的價格空間完全被資產收益所吞噬。
衡量和處置基礎設施資產的方式在實踐中一般有四種形式：
一是目前被國內水業改革普遍采用的重置成本法，既根據重置成本確定資產價值；二是資產凈值法，根據建設投資減去自資本折舊的財務殘值確定資產價值；三是凈資產折價法，政府在資本折舊的財務殘值的基礎上，進一步折價確定資產價值和轉讓價格，四是服務收益法，就是根據項目資產所產生的明確的資產收益反算資產價格。
四種方式有不同的應用。重置成本法一般用于無法預知資產收益的競爭性行業，由于城市水業屬于自然壟斷性質的基礎設施，重置成本法必然抬高資產價值；資產凈值法一般用于基礎設施行業的資產評估，是特許經營體系中最常用的評估方法，在法國以及澳門自來水中都是這種思路；凈資產折價法，適用于包含了大量沉淀性資產的水系統服務領域，英國1989年的改革用此方法確定資產轉讓價格；服務收益法一般用于能夠預期資產收益的領域，預期資產收益是對資產價格進行競爭的基礎，競爭者可以根據的收益預期的風險判斷，確定資產價值。
目前中國城市水業的改革有兩種類型：水廠單元服務和系統服務。水廠單元服務的收益由于轉入環節的競爭和政府采購特征，基本可以確定；而中國目前的水業系統服務價格不是以競爭為基礎的，而是政府考慮各種綜合因素尤其是成本因素確定的復合價格，因此，其服務收益的絕大部分因素決定于政府確定的價格和條件，而不是市場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