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轉化犯的基本構成特征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認為轉化犯應當具有如下的基本構成特征：
1.轉化犯的形成只限于故意犯罪行為，并且在著手實施犯罪時只有一個犯罪故意。就轉化犯的犯罪主觀心態來說，僅從表面的字義來看，完全可以理解為過失犯罪與故意犯罪的相互轉化。我們從刑事立法來分析，就可以知道我們不能這般理解?；A的故意犯罪行為的存在是轉化犯的前提，沒有這個基礎的故意犯罪行為，轉化犯就無從談起。在前文的論述中，就有許多學者認為這一基礎行為不僅限于犯罪，還包括一般違法行為，并以“兩高”關于原刑法第153的批復為據加以證明。 我們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并不能僅從司法解釋的如何規定來加以說明，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到這個司法解釋的規定是否符合法律精神，是否科學準確。司法解釋的那樣規定顯系不妥，前已論述，不再贅述。
同時，犯罪著手時只有一個犯罪故意，按照刑法理論，實施一個故意犯罪只有一個犯罪故意，再根據刑法典中關于轉化犯的立法例的規定，著手時也只有一個犯罪行為，如果數個犯罪行為，再加上轉化條件的行為，必為多個行為，這就違背了轉化犯理論中的二行為構成要件的內容。
當然，這個故意犯罪的前提行為起著基石作用，沒有這個基礎，轉化犯無可成立，另一方面，在司法實踐中，基礎行為又起著干擾人們視線的作用，使他們僅看出了基礎行為而忽視了其后的轉化行為，從而使司法人員發生罪質的認識錯誤，故我們既要重視基礎行為在轉化過程中的前提作用，又要避免它在定罪處罰中的消極作用。
2.轉化犯是發生罪名的轉化，由此罪向彼罪轉化，輕罪向重罪轉化。轉化犯是犯罪性質的轉化，罪名的轉化，是一種犯罪轉化為另一種犯罪。也就是說，前者是獨立的犯罪，轉化后的新罪也是一種獨立的犯罪，并且前后兩罪的性質是不相同的。如果是同一種類，而僅僅是發生了基本犯罪構成以外的重結果，那就是結果加重犯的適例，而不是轉化犯。例如，刑法第269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 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就轉化為搶劫罪；刑法第247條規定的刑訊逼供罪、暴力逼證罪轉化為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
如果行為人實施了數罪行為屬于同一性質，其行為之間即使看起來有轉化關系，例如甲欲傷害乙，第一次由于乙有準備，及時反擊，甲傷害未遂。又過了幾天，甲乘乙不備用暴力砍斷了乙的胳膊，這種情形就不屬于轉化犯。
轉化犯不僅是此罪向彼罪的轉化，而且是輕罪向重罪的轉化，這個重輕罪的比較標準就是法定刑。也就是說，行為人原本實施了一種法定刑較低的犯罪，但由于某種法定的條件，又轉化成為另一種法定刑較重的犯罪，由輕罪向重罪轉化，表明了立法者規定轉化的宗旨就是嚴懲危害嚴重的犯罪，這也是罪刑相適應原則的體現。若不進行必要的轉化，機械地按照轉化前的獨立一罪處罰，就勢必會放縱嚴重犯罪的懲罰。
3.罪名發生轉化的原因就是在行為實施前犯罪行為過程之中由于其行為方式、激烈程度等變化，致使性質發生了轉化，這也是轉化犯的本質特征。以罪刑法定為基本原則的我國刑法之所以將一種犯罪轉化為另一種犯罪，都是因為行為人的行為符合了某些特定條件，這所謂的特定條件我們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內容：
（1）轉化是在行為人實施前提犯罪行為的過程中發生。 如果行為人在實施該犯罪行為之前其主客觀表現就已經發生了變化，那顯然不叫轉化犯，而是一種有預謀的犯罪。但在學界卻有人指出：轉化條件中的事前條件就是指轉化的條件發生在行為人實施本罪以前，也就是行為人在實施本罪以前的某種活動導致了本罪向他罪的轉化。例如79年刑法典中第162條窩藏罪、包庇罪，由于行為人與被窩藏、 包庇的犯罪分子事先通謀便轉化為一種共謀犯罪（注：姜偉：《罪數形態論》，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20頁。）根據轉化犯的涵義， 上面的論述就值得商榷了，按照共同犯罪理論，上述行為本身就是所列犯罪的共同犯罪，其性質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怎么叫轉化犯呢？況且行為人的主客觀表現發生在基礎行為實施以前，論者卻用轉化犯來解釋這個問題未免牽強。在實施過程中性質的發生轉化主要是指行為性質發生了變化。如甲正盜竊乙的財產，被乙發現，并加以抓捕，甲見勢不妙，拔出尖刀向乙猛刺，奪路而逃。在新刑法典第269 條就有：“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才可以構成轉化犯，這里的“當場使用”就是指明了轉化犯的時定限制，如不是“當場使用”特定手段這種轉化型的搶劫罪就無法構成。當然，這里的“當場使用”也并不排除一定條件下的前后行為具有緊密聯系的延續狀況。
（2）行為實施過程中要求性質發生轉化。有人認為： 性質轉化就是指行為性質發生轉化或行為性質與故意內容同時發生轉化。（注：儲槐植：《一罪與數罪》，載《法學研究》1995年第3期，第34頁。 ）其實，性質發生了轉化一般就是指行為性質發生了轉化，轉化犯中的故意內容并不發生轉化（前已論述）。性質的轉化也有二種情況：一是原先行為實施過程中又附加了其他作為或不作為，另一種情況是原先行為實行過限，是否過限由法律確認，但過限行為卻也沒有超出先前犯罪故意的范疇。這也是同結果加重犯的一個重要區別。其實，行為罪質的區別就是犯罪構成要件的不同，轉化犯之所以形成，就是因為在其基礎行為的前提下，由于行為人行為方式、激烈程度等變化，致使整個行為性質發生了轉化，從而使整個行為結構超出了其基礎行為所具備的構成要件的范圍，為基礎行為的構成要件所無法涵蓋又符合了另一種犯罪構成的要件。我們對犯罪性質的最后認定，要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依法律規定，不能僅依結果來判斷罪質，可見，轉化犯的形成不僅是一個量的積累過程，更是一個罪質的變化問題。
4.依照法律規定，是轉化犯本身具有的法律外部特征。但有的學者認為，轉化犯有二種形態，標準的轉化犯并不要求法律特別規定，而是罪質的完全符合，對于擬制轉化犯則要求法律的特別規定（注：楊旺年：《轉化犯探析》，載《法律科學》1992年第2期，第39頁。）其實， 把轉化犯分為標準轉化犯與擬制轉化犯本來就值得商榷，再者擬制轉化犯不是屬于轉化犯的范疇前已論述。我國采用罪刑法定原則不允許將某種犯罪隨意按另一罪論處，只有在法律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才發生犯罪的轉化問題，我國刑法的諸多轉化犯的立法例，無不體現了這一特征。這當然是轉化犯法律特征的應有之義，我國刑法中的轉化犯是由法律明文規定以后才在理論界加以討論的。法律規定的另一層含義就是法律表現形式的特定性。79年刑法典及其以后的單行法規、附屬刑法規范中關于“依……處罰”、“依……論處”的字眼很多，按照刑法理論的嚴格規定，“依……處罰”專指量刑處罪，“依……論處”專指定罪量刑。但由于立法者的各種原因，這兩個用語卻極其混亂，很不確定?！耙馈幜P”有時用于定罪，“依……論處”有時僅用于量刑，從而使轉化犯喪失了法律表現形式的標志，給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煩。但修改后的刑法在較大程度上吸收了理論界的立法建議，在用語的科學準確方面下了一定功夫，并且也顯示出了較強的規范性。類似的用語一般有三種：“依……規定定罪處罰”、“依……處罰”、“依……論處”。并且也大致涵蓋其應有之義，分析一下刑法中關于轉化犯的規定，可以清楚發現所有的用語都是：依照……規定定罪處罰。這就使轉化犯的法律用語形式具有明顯的判斷標志。但是需要明確指出的是：我國轉化犯的法律用語表現形式都是：“依照……規定定罪處罰”，但是法律中如此相同的規定很多，也并不是所有這樣的規定就是轉化犯。法律表現形式只要不是涉及到前后兩個獨立的罪之間有轉化關系的，就不能認定為轉化犯。
轉化犯必須由法律明文規定，這也是轉化犯成立的一個外部條件，同時，這一特征也使它同牽連犯、吸收犯等犯罪形態區別開來了。因為牽連犯、吸收犯的認定主要根據牽連關系、吸收關系而沒有“法律明文規定”這一顯著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