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評閱碩士學位論文，讀到了一段頗具代表性的議論，其大意是：實行統一的司法考試之后，我國法律人才的地區分布越來越不均衡；在許多欠發達地區，通過司法考試的人數本來就少得可憐，但通常的情況是，考生一旦通過考試，就義無返顧地奔向大城市或立即辭職做律師；如果再不對司法考試制度作相應的調整，考試的次數越多，欠發達地區的法律人才還會越來越少…… 
　　這樣的觀點之所以能夠得到很多人的認同，是因為它反映了一種真實的現象：通過司法考試的人員較多地集中在大城市或東部發達地區，在基層或西部欠發達地區，通過司法考試的人員絕對數量較少，所占比例偏低。根據這種客觀存在的事實，我們能否得出結論：欠發達地區的法律人才已經越來越少了？當然，如果事先假定：只有那些通過了司法考試的人員才是法律人才，沒有通過司法考試的人員都不是法律人才，那么，我們也許可以得出“欠發達地區的法律人才已經越來越少”的結論。但是，這個前提性的假定顯然是有疑問的。因為，沒有通過司法考試的人員，也可能是法律人才，甚至是非常優秀的法律人才。 xuefa.com 
　　最典型的例子是馬錫五。他在20世紀40年代的陜甘寧地區，創造出一種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的審判方式。在那個特定的時代、特定的地區，馬錫五顯然是一個非常出色的法官，也是一個極其優秀的法律人才。但是，如果要讓他參加今天的統一司法考試，通過的可能性無疑是很小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通不過司法考試的馬錫五算不算法律人才呢？如果連馬錫五都不算法律人才，那么，在60年前的陜甘寧地區，還有誰是法律人才呢？如果一個法律人才都沒有，那些司法機構為什么還在運行呢？大量的糾紛又是如何解決的呢？起碼的社會公正又是如何維護的呢？ 
　　如果我們承認，不能通過司法考試的馬錫五也是法律人才，甚至是難得的法律人才，那么，我們對于法律人才的理解就不能過于褊狹：掌握正式法律，能夠通過司法考試的當然是法律人才；熟知鄉土規則，善于解決糾紛，但卻不能通過司法考試的馬錫五也是法律人才。法律人才的不同類型，源于法律知識的不同類型：關于國家正式法律的知識是法律知識，關于民間習慣、鄉土規則的知識也是法律知識。進一步的分析還可以發現，法律知識的不同類型，又源于法律本身的不同類型：既有官方法，也有民間法。官方法以正式的法律文本作為基本載體，民間法主要流行于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日本學者千葉正士的《法律多元》一書，早已對不同類型的法律，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比較。 
　　也許有人會認為，60年前的馬錫五與今天的中國法官，已經沒有可比性了；馬錫五作為一個引人注目的法律人才，是特定時空條件下的產物，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既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代表性，因而，法律人才的標準只能堅持一個，那就是看他是否通過了國家的司法考試。我認為這樣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是，雖然馬錫五時代的解放區已成歷史、已屬往事，但是，“鄉土中國”并沒有退場。在幅員廣闊的中國鄉村，尤其是內陸地區的鄉村社區，大量的民間習慣、鄉土規則依然在規范著人們的行為方式。在“鄉土中國”的背景下，眾多的法律操持者與60年前的馬錫五一樣，依然在借助民間習慣、鄉土規則，游刃有余地履行著“定分止爭”的神圣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