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法不是從來就有的，他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我國同世界上其他古國一樣，曾經經歷過若干萬年的沒有國家、沒有階級、沒有法律的原始社會。
　　夏朝是我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啟是我國奴隸社會的的第一個帝王。從文獻記載來看，夏朝已具備了與原始氏族組織不同的國家組織的特征。表示國家已經產生。啟成為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最高統治者。文獻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說明作為階級意義的法已經產生。并出現了許多刑名與罪名。 
　　商： 
　　商朝是奴隸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法律進一步發展時期。國家行政管理機構逐漸完善。職能分工比較明確。有掌握各種行政事務的職官輔佐商王進行統治。大量甲骨文的發現，展現了商朝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發展到了相當的高度。 
商朝的刑事立法以神權作為其指導思想，商王“率民以事神”，以天命、祖命宣布王命。在甲骨文和文獻記載中，出現了許多新的刑名和罪名，刻肌膚，裂肢體的“五刑制”逐步形成。商朝王位繼承制度先后很大變化，起初是兄終弟及與父死子繼并行，然后由嫡子集成制發展到嫡長繼承制。 
　　西周： 
　　我國奴隸社會在西周進入鼎盛時期。國家機構比商朝更趨完備，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比較系統的行政管理體制，僅中央政府設有一大批官吏組成“卿事僚”和“太史僚”，處理各項具體事務。法制的發展也相當完備，大量的青銅器銘文和歷史文獻為研究西周的法制提供了極其可靠的寶貴資料。 
　　西周以“明德慎罰”為其刑事立法指導思想。定罪量刑若干原則的內容體現了刑事立法指導思想。 
　　西周前后的土地所有權有明顯的變化：前期“田里不鬻”，土地國有，中期以后出現土地私有。西周的契約有買賣契約、債務契約、損害賠償契約、租賃契約。西周確立的婚姻家庭制度多為后世所繼承，其中的“六禮”、“七去”、“三不去”成為封建民事立法的主要制度。 
　　西周從中央到地方，設立了司法機關，訴訟與審判制度有了較大發展。 
　　春秋與戰國：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奴隸制瓦解和新興地主階級逐步掌握政權的社會大變革時期。奴隸社會的經濟基礎---井田制的被破壞，導致了政治法律等上層建筑的變革。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為了適應新形勢的需要，頻繁立法，如鄭國鑄刑鼎，鄧析作竹刑；晉國先后有四次立法活動，楚國有兩次立法活動，更為重要的是為了反對就貴族的特權，一些執政者將法律條文公布于眾，從而在新舊貴族之間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公布成文法是歷史的進步，在法制發展史上具有很大意義。 
　　戰國時期新興地主階級相繼在各諸侯國掌握了政權，建立了封建地主階級專政。 
　　戰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最早的封建法典是魏國李悝制定的《法經》，《法經》在法制法制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戰國時期商鞅在秦國協助勤孝公進行了一系列法制改革最為徹底，生產發展很快，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 
　　秦： 
　　公元前221年，秦滅流過，在我國建立了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秦朝建立后，便把商鞅變法以來所建立的政治、經濟、法制制度推行到全國，建立了統一的法制。 
　　皇帝制度開始建立，贏政成為是皇帝，一切大權解決于上。從此，君主專制制度以及適應制一制度而建立的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體制在中國延續了二千年。 
　　秦朝以維護法令一統凡事皆決于法，并專以刑殺為威為其立法指導思想。 
　　秦朝仍沿用戰國商鞅變法以來的法律令。1975年在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發現的竹簡1155枚，就是這一時期的法律令文書，其中有《秦律十八種》、《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和《封診式》。這雖然不是秦律的全部，但其內容豐富，為我們研究秦律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在刑事立法方面，刑名和罪名基本上演用統一前的秦國舊制，也由許多是為了維護君主專制而新設立的。刑罰手段及其殘酷野蠻，而且多是一罪數刑，例如死刑中的“具五刑”，就是肉刑和死刑并用。 
　　秦朝定罪量刑原則包括刑事責任年齡、區分有無犯罪意識、區分故意與過失、并合論罪、共犯加重、自首減刑、誣告反坐等內容。其刑事責任年齡是以身高來確定。 
　　秦朝的經濟立法，是出土的云夢秦簡的主要內容，分別規定在《田律》、《工律》、《工人程》、《金布律》、《關市律》里。包括自然資源保護、農業生產管理、官營手工業管理、市場貿易管理等方面的規范。 
　　秦朝中央最高司法機關叫廷尉，其中長官也叫廷尉。此官在戰國時也有。地方司法機關有郡守、縣令兼職。郡設有“決曹椽”，專門負責司法工作，但決定權在郡守。 
　　秦朝的訴訟制度，包括訴訟形式、訴訟程序、審判程序。訴訟主體又有“公室告”和“非公室告”之分。在《封診式》中，把審訊效果分人上、下、敗三種。上述這些規定，軍屬秦朝訴訟制度中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