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大陸股份制經濟中收入政策存在的問題
1.“政策尋租”。中國股份制上市公司中存在收入的“政策尋租”。剔除“政策尋租”下的“政策收入”后的收入主要體現為“風險收入”。這樣，一方面存在國有上市公司（還存在“政策尋租”的其他上市公司）的高收入股東，另一方面這些國有上市公司（還存在“政策尋租”的其他上市公司）具有很低的市場效率。股份制上市公司的股東分散化、大眾化是造成“信息不對稱”的原因，從而也為“政策尋租”提供了便利。為了解決部分國有企業的虧損、壞賬、經營困境等問題，有些國企便“強行”上市，這也可以說是中國股市的“原罪”之一。2.股市“融資”導致勞動份額與資本份額的矛盾，造成資本收入“侵蝕”勞動收入的現象。中國勞動份額與資本份額之比大概為1:3,而美歐發達國家勞動份額與資本份額之比大概為3:1。勞動份額較低，資本份額較高，導致居民收入提高緩慢，內需不足。而資本在壟斷領域的高收入也使得資本在不同領域的分布不均。其中，在股市中通過資本份額（指原始大股東、經理層等）取得收入的比例較高。股市“融資”在我國投資中所占的比例“非正常”快速上升（表現為近年IPO數量、規模的急劇膨脹）也會使勞動份額與資本份額不相匹配。3.國有企業的股份制化、上市融資存在“困局”。國資全資、控股甚至參股上市公司，國有主體或國有主體與其他主體會共同利用政策、技術等壟斷資源共同“尋租”（即上述的“政策尋租”），從而間接對民資產生“擠出效應”。4.財政收入大幅提高與居民收入小幅上升甚至下降的矛盾。目前財政收入大幅提高而居民收入小幅上升，說明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處于不利的地位。5.上市公司中大股東資本份額與中小股民資本份額、公司普通員工勞動份額的不對稱。上市公司中原始股東、大股東在分配中占據重要的地位，而上市后新進的股東在分配中處于不利的地位，公司普通員工在分配中也不能體現勞動的合理份額。因此資本份額與股民份額、普通員工分配差距較大。6.國有企事業單位與民營企業收入政策的不平衡。民營企業在勞動力市場中依據市場供給進行收入分配，這部分收入政府主要是通過最低工資、個人所得稅進行調控。而國有企事業單位比較復雜，在通貨膨脹中，政府一般會考慮社會的“可接受”程度進行調控，有的工資會低于物價增長的速度，有的會通過其他的分配途徑如補貼、獎金等進行分配。這部分收入政府可以有較大的作為，調控的力度也比較大。7.大陸股市“無分紅”導致長期投資的“無效率”。如果中國大陸上市公司分紅是股市“投資”的重要體現，股價的上下波動是股市“投機”重要體現的話，那么，大陸股市可以說主要是一個“投機”的市場，“投資”的成分應當說很少。對于大多數股票而言，根本不是長期投資的選擇，所以持有一只股票即使是績優的股票10年，由于沒有得到分紅或很少分紅，最終可能還是虧損。2012年6月末的股指與10年前相比幾乎處于同一個水平，長期投資可能回到原來的水平。8.股市“圈錢”的無效率投資。在中國股市中，大量上市公司通過“圈錢”取得的資金，在所謂的嚴格資金監控和財務約束下，將資金不計成本無效率地投資在一些行業中，造成資金資源的又一次無效率的分配和集中，最終形成無效收入分配機制，并形成了惡性循環。9.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存在邊界“困局”，導致收入政策不對稱。中國經濟中的國有因素經歷了改革開放初期的由多到少，而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新的特權階層、新的利益階層在不斷增長，必然通過各種方式去市場獲取本身的利益。國有企業相比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個體經濟、個人行為，其風險最小，法律邊界最為模糊，這種行為對經濟的危害也最大。很多企業、個人都在利用國有企業的形式進行“尋租”，風險最小而“收益”最大。而現有的國有經濟體制缺乏有效的監督、制衡機制。因此，國有企業越來越多、資產規模越來越大、利潤率也越來越低，涉及的領域也越來越寬，“國進民退”的現象較為突出。可以說，國有企業較為嚴重地擠壓了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進而也降低了整個國家的綜合經濟競爭力。因此，民營經濟主體、民間資本在“再分配”中處于不利的地位。10.政府在配置資源和收入再分配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造成對內“分配”中資源向政府和少數人集中、對外“分配”中國家資源流失的“雙重福利損失”。從文化制度的角度來看，國家所有的模糊性、政府行為無所不能等都對國有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十分不利。例如，近年來一些企業紛紛在海外上市，有的是國有控股，有的是國有參股，即使是全資的民營企業，也在國有經濟文化的影響下，因此這種國際配置多多少少帶有一些國有配置的色彩，其結果是在國際證券市場下我們不可能像在國內大陸主板市場那樣“圈錢”，甚至我們要將很大一部分靠壟斷而得到的利潤通過股票市場“分配”給國外的股民。而如果中國大陸開設國際板，如果不進行較大的體制轉變、制度設計，其結果可能是國外的公司紛紛打著支持國際化和上市的幌子到我國大陸來“圈錢”、“淘金”，而國外到大陸上市的公司也會像國內有些“鐵公雞”上市公司那樣對我國股民“分文不予”，造成國有資產、國有利益、私有利益的“流失”，進而造成國家福利、個人福利向國外流失。
1.“回歸”股份制經濟的“初衷”。全面改革股份制上市公司的收入分配機制，“回歸”股份制經濟的“初衷”，全面提高中國股民在股市的分配地位，逐步變中國大陸“投機市”為“投資市”。國有上市公司要率先改革收入分配機制，以配合國家收入政策。2.股市分紅的適度“再調整”。盡管一般來說股份制經濟行為是微觀行為，但由于其涉及到很多經濟主體和社會群體、個人的利益，影響到宏觀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因此，股份制也具備一些宏觀經濟的特征。再者，股份制、上市公司、證券市場還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有一些道德因素在起作用，西方是契約精神在起決定性的作用；中國行政力量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而西方主要是市場力量在配置資源。反映在股市上，股市分紅也有一些“規勸”的色彩，制度約束的效果不太理想。為此，目前需要在宏觀上采取有效的收入政策，針對股份制、上市公司、股市所涉及的主體和個人進行適當的“收入”“調整”或“再分配”。3.建立強制分配機制。在占數量比例最大的公眾股民處于弱勢的情況下，可以“強制分紅”。進一步強化財務硬約束，對當年利潤采取強制性分配的措施，這樣將會有利于中國股市的健康發展。既然中國股市政府“控制”的成分較大、國有上市公司較多，那么在收入政策上就要有針對性地采取政府強制的手段干預利潤的分配，還利于民。待市場成熟、規范后再考慮政府干預利潤分配程度的降低。4.在利潤分配實施中，可以采取全股民簽字（或者其他確認方式）、投票決定上市公司半年或全年利潤分配方案的模式。5.從稅費上進行收入政策調控。進一步降低印花稅、傭金等稅費，以減少股民的投資成本。對股民虧損可以嘗試減免印花稅、紅利稅、傭金。6.對高管的收入進行指導。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勵與公司平均收入分配之間尋求平衡。不是限定一個低收入水平，也不是限定在一個高收入水平。7.內外分配一致。推動收入政策的“向外分配”（即在國外投資中的利潤流失）部分逐步轉為“向內分配”，主要是防止一些政策性、制度性的“漏洞”。8.對上市公司進入、退出等環節實行嚴格的有利于全股民的監控。一是對企業上市資格進行嚴格審查，補充上市分紅的有關條款，并對IPO上市公司數量進行有序調控。二是由于國有企業的特殊身份易形成壟斷和資源控制，財務上也更易產生軟約束且很難監管，所以要對國有企業上市進行數量上的限制和財務上的嚴格要求。三是實行嚴格信息披露制度。禁止模糊的信息陳述，特別強調客觀的利潤、信息陳述，對非規范的披露實行嚴厲的懲罰制度。四是對于一些不遵守分紅配股規則的企業直接采取退市的制裁，以合理價位保證股民的利益。9.尋求分配的“平衡點”。在對上市公司原始股東、經理層“風險”激勵和對廣大的公眾股民公平收入兌現中尋求平衡。10.修改《公司法》。依照《公司法》，利潤分配屬于上市公司的自主決策事項，公司有經營自主權，證監會作為監管單位只能提建議而無法強制。有學者建議，《公司法》應增加對上市公司強制分紅的條款，任何上市公司，在任何一個盈利年度，未將凈利潤的50%（或更多）以現金分紅形式發放給全體股東，將被永久禁止在公開市場上再融資。
三、結論
如果機制設計合理，收入政策的調整可以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如通過收入分配政策調整提高居民收入，從而可以擴大消費需求和內需。就證券市場而言，通過對上市公司普通股東收入政策的調整，使弱勢的中小股民和中低收入家庭相對獲得更多的收入，能更有效地刺激消費需求，進而引導投資需求。在中國大陸股份制、上市公司、證券市場制度和公司分配格局下，需要向有利于廣大股民的方向重新對“收入”進行政策、機制設計，以部分規避股份制經濟主體“收入分配”中根本性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