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的思想不僅僅是一種愿望和理念，管理者必須把它確實融入到管理實務之中，達到一種“和而不同”的境界。
　　易經的乾卦有“保合太和”、“萬國成寧”的字句。“太和”指自然界陰陽調和的生存發展原理，稱為天德。把天德放在心里，不敢違背叫做“保”。一言一行，都配合天德才是“合”。保合太和，意思是心中存有天德，并且在言行中確實遵守。如果具備這樣的修養，不但可以齊家、治國，而且能夠平天下，使得萬國安享太平。
　　20世紀從1914-1939年間，先后發生兩次世界大戰，人類社會的正義幾乎被推翻，長久積累而成的文明險遭毀滅。21世紀的首要任務，旨在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由于現代科技發達，武器已經非常精準厲害，不戰則已，一戰則人類毀滅，勢所難免。雖然各國都以和平、裁軍作為組織目標，然而戰爭的危機卻依然存在。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世界是由“天”和“地”組合而成的。天地既不是對立，也不是同一的。他們相輔相成，互相映照。通過“陽”和“陰”兩種力量的相互作用，構成宇宙萬物的運動變化而生生不息。人與自然的存在與發展，決定于陰陽的和諧關系。換句話說，陰陽和合的程度如何，決定了世界和平、社會安定、家庭圓滿以及個人健康的正常與否。在現代社會，管理的成效決定于人與天、人與人、人與物、人與事的關系是不是和諧合理。
　　德國著名哲學家斯賓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曾說過：“與西方文化相反，中國人所尋找的，并不是人與自然的對立，而是一種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國人感興趣的，不是‘強力意志’（willtopower），不是征服自然，而是與自然融為一體，乃至于順應自然。”他以中國的廟宇為例，指出它們不是一個個單獨存在的建筑物，而是整個風景中的一部分，占有一定比例的山、水、花、木、石塊與大門、院墻、走廊，同等重要，彼此融合在一起，無法分開。由于講求天人合一，陰陽和諧，自然的世界便成為人類生活不可分隔的一部分。他明白地指出：如今，被人類當做理想而極力追求的“自由”、“民主”、“情愛”、“科學”、“人權”等，實際上在西方世界已經顯露出相當嚴重的弊病，并且正釀成為深層的危機。在斯賓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沒落》中，他毫不掩飾地表示，20世紀大家所熱衷追求的“普世價值”，基于人類持續和平發展的需求，應當做出合理的修正，而不應盲目地在21世紀宣揚下去。
　　分析心理學家榮格（C.G.Jung，1875-1961）認為，西方古代科學和中國的易經在原則上是共通的。但西方現代科學的因果規律，由于過分受到統計學的局限，反而比不上古代人的主觀智慧，成為西方文明很大的弊病。他說，中國人常說的“物極必反”就遠遠超越了西方科學的因果關系論。當如今的中國人好像看到只有“賽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能夠挽救中國時，榮格卻大膽的指出：“唯有中國古代文明才是互解西方文明的榜樣。”榮格還表示，每一次物質文明的重大進步，都為人類帶來災難甚至是浩劫。這樣的結果，從根本上動搖了西方文化的價值。現代西方人因此而陷入精神的空虛、迷惘，于是轉向自己的內心世界。換句話說，對意識生活的不滿，使西方人企求從心靈生活中求取補償。然而西方的宗教，又不能在心靈方面為人們提供理性的滿足，反而促使西方人傾向于享樂主義。他說：“西方的科技工業擾亂了東方的社會，東方則以非物質的成就擾亂了西方。西方從外部攻破了東方，東方正從內部把西方包圍。”
　　人類在21世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共同爭取持久和平，為促進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共創人類美好的未來。簡而言之，就是和平與發展。
　　儒家主張富者、強者不應侵略貧者、弱者。從管理的角度看，領導者屬于相對的富者、強者；而員工則不得不承認自己屬于相對的貧者、弱者。若管理者階層采取“給員工多一點薪資，便要求絕對服從”、“不服從便重罰，使員工不敢稍有違犯”的策略，那就是霸道強權，沒有學習借鑒的價值。員工守規矩究竟好不好，要看其守規矩的動機是什么。規矩合理，員工自動樂意遵守，當然很好。若是心有恐懼，害怕被開罰單，這樣的規矩，遵守了又有什么價值？久而久之，員工的羞恥心不見了，自動自覺的樂趣也消失了，內心的愉悅再也感受不到了。
　　員工應該遵守規矩，這是管理最起碼的要求。問題是領導者使用的策略、采取的手段是不是合乎人性？某些管理者大言不慚地說，透過某些手段可以改變中國人的民族性。首先，我們必須加以澄清，有些人隨地吐痰、不喜歡排隊、不遵守秩序與民族性無關。這些現象，只是人的習慣而已。習慣是可以改變，但并不表示民族性也容易改變。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性格與習慣最好區分清楚。
　　就算把中國人的性格，變得完全和美國人一模一樣，也不過是滅族亡國，自取其辱，豈不是嗚呼哀哉？
　　不知不覺中養成很多壞習慣，這是每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都不可避免的一種無奈。家庭教育是第一道關卡，若是家教不嚴，父母爭著想當子女的朋友，卻不能善盡教育子女的責任，制造虛假的和樂氣氛，最終只會使子女受害終生。于是責任就轉移到第二道關卡——學校教育。現代教育主張廢止體罰，甚至罵都不能罵，教師很無奈，只能在家庭教育否定了我國諺語“棒下出孝子”之余，在學校教育中，擱置下西方諺語“免了鞭子，毀了孩子”（sparetherodandspoilthechild）。由這樣的家庭和學校教育陶冶出來的年青人，步入社會進入公司之后，再加上不能夠勤教嚴管，怎么可能成為規規矩矩的好員工？然而，給員工良好的待遇、優越的福利，便采取強制手段來管理員工，動不動就開罰單，也是一種虐待。
　　人格的成長，主要來自于每一個人的自制（self-discipline），由自覺而自律。罰款的措施，容易使員工產生“公司所看重的，說穿了還是錢，并不是自己行為改變”的錯覺，是一種強硬的壓制手段。這往往使交罰單的員工對公司敢怒不敢言，產生一種憎恨心理。長此以往，就破壞了公司與員工之間的和諧關系。一旦員工另有去處或者生活稍微改善，就會掉頭離去，因為長期生活在懷恨或恐懼之中，是大多數員工所不能忍受的。
　　只要牽扯到金錢，無論重賞或重罰，很快就會變質。罰少了產生不了作用，罰重了懷恨之心更加劇烈。公司采用重罰策略，還要到處宣揚，更加對不起自己的員工。
　　儒家“和”的思想不僅僅是一種愿望和理念，管理者必須把它確實融入到管理實務之中，達到一種“和而不同”的境界。正如孔子在《論語。子路篇》中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人與人之間應和諧相處，彼此保持和發展自己的個性，相互之間并不盲目求同。如果要所有員工都表現出一致性的行為，勢必同而不和。表面上大家害怕被開罰單，不得不規規矩矩；實則心中各懷鬼胎，一肚子無奈，總有一天忍無可忍，爆發激烈的反彈。
　　“和為貴”的概念，已經成為我國家喻戶曉的基本價值觀。以和為貴，是把“和諧”當做一切人或事的出發點和歸宿。從和諧的愿望出發，追求和諧的目標，將是不是和諧以及是不是有利于和諧做考核的標準，最后達到和諧的效果。由于我們眼睛所看到的宇宙萬物，其存在形態都是和而不同的，所以“和為貴”必須遵循“和而不同”的自然法則，求“和”而不求“同”。要求員工在必要的生產過程中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實屬不得已的措施；在生活行為上做出這樣的要求也是違反人性的。提倡社會和諧并不是要取消差別，歸于同一，而是要和而不同，在個別差異之中尋求和諧共處的藝術。
　　同而不和，表現在對上級一味迎合附和，不表示不同的意見；對下屬則搞一言堂，不歡迎不一樣的意見。在行為上，為了避免被罰款而顯得特別規矩。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和諧，只能夠勉強維持形式上短期的假和諧。
　　對于同仁的要求，最好是“求同存異”。“求同”指在彼此之間尋找共同點，保持某些共同的觀念以建立共識，提供某些共同的利益以奠定和諧共處與真誠合作的良好基礎：“存異”則是保留不同意見、不同主張、不同利益，不刻意尋求同一，更不強制求取齊一。
　　一個社會，要求人人嚴格遵守交通規則，最有效的途徑莫過于嚴格培訓交通警察的射擊技術，務求百發百中，然后配置在交叉路口的高處，凡有違反交通規則的就地槍決，保證人人守法，絕無違規的可能。但是，這樣的社會人民快樂嗎？這樣活著還有尊嚴嗎？
　　有一位老板，秉持“做不好就開革掉”的原則，為人大公無私，結果卻把自己唯一的姐妹也開革掉，弄得不敢回家過春節，因為團圓的時候，父母的心情會因他而不好，一句“你有幾個姐妹，怎么這么狠心”的埋怨，平日再有狼性，恐怕也支撐不住。和諧絕對不是和稀泥，而過分嚴苛，只能夠做到同而不和，也不是真正的和合。短暫的和，必然是形式上的假和諧；看長久，才有真和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