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深入研討《修正案（八）》的諸多熱點問題，3月5日，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召開了“關注《刑法修正案（八）》”專題研討會，與會專家學者圍繞這一議題展開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討論
關于《修正案（八）》的罪名確定問題
此次刑法修正的幅度較大，除總則問題外，還涉及43個具體犯罪，其中新增犯罪9個，因構成條件變化需要調整罪名的犯罪3個。在此次研討會中，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高銘暄教授對這12個犯罪的罪名確定問題進行了系統分析。
高銘暄教授指出，罪名既要反映條文的內容，又要盡量簡潔、形象，據此可將《修正案（八）》9個新增犯罪的罪名分別確定為：1、危險駕駛機動車罪（修正案第22條）；2、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修正案第29條第2款）；3、虛開普通發票罪（修正案第33條）；4、持有偽造的發票罪（修正案第35條）；5、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修正案第37條第1款）；6、協助強迫勞動罪（修正案第38條第2款）；7、惡意欠薪罪（修正案第41條）；8、食品安全監管玩忽職守罪（修正案第49條）；9、食品安全監管濫用職權罪（修正案第49條）。
高銘暄教授特別指出，對《修正案（八）》第22條的罪名之所以確定為危險駕駛機動車罪而非危險駕駛罪，是考慮到危險駕駛罪的罪名沒有區分駕駛的對象，可同時涵括危險駕駛機動車和危險駕駛船舶、航空器的行為，罪名的內容與《修正案（八）》的條文規定不完全對應。此前，對于《修正案（八）》第35條、第37條第1款和第41條的罪名，理論上曾有不同的觀點，如有人主張對第35條定故意持有偽造的發票罪，也有人主張對第37條第1款定組織販賣人體器官罪，還有人主張對第41條定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 www.Ｅxamda.CoM考試就上考試大
對此，高銘暄教授指出，首先，從內涵上看，持有肯定是故意持有，因此沒有必要將《修正案（八）》第35條的罪名表述為“故意持有”，實際上，我國刑法典還有其他持有犯罪，但都沒有在罪名中規定故意，將第35條的罪名確定為“持有偽造的發票罪”更簡潔、更合理；其次，組織販賣人體器官中的“販賣”同時包含了買和賣的意思，這與《修正案（八）》第37條第1款的條文表述不一致，而且內容也不符合條文的原意，應將該款的罪名確定為“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最后，從內容上看，將《修正案（八）》第41條的罪名確定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也能反映該罪的特征，但“惡意欠薪”的表述較其更為形象、生動，而且目前已經廣為人知，將該條的罪名確定為“惡意欠薪罪”要更好一些。
對于因構成條件修改而需要調整的3個罪名，高銘暄教授認為，由于《修正案（八）》第24條將刑法典原第143條的食品標準由“衛生標準”改為“食品安全標準”，這使得原來的“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不能準確反映該罪的特征，應將其罪名修改為“生產、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罪”。而《修正案（八）》第38條將刑法典原第244條強迫職工勞動罪的對象由“職工”修改為“他人”，因此也應將其罪名由“強迫職工勞動罪”改為“強迫勞動罪”。
對于刑法典原第338條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修正案（八）》第46條已經將刑法典原第338條的入罪門檻由“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修改為“嚴重污染環境”，入罪門檻的變化也影響該條的罪名，應將該條的罪名由“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改為“嚴重污染環境罪”。
關于《修正案（八）》的熱點爭議問題
在此次刑法修正過程中，有不少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和討論，對此，北師大刑科院暨法學院院長趙秉志教授重點介紹并分析了以下熱點問題：
一是老年人犯罪從寬暨免死問題。老年人犯罪從寬暨免死問題是《修正案（八）》的一大熱點。在立法過程中，人們對老年人犯罪從寬暨免死是否違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則、老年人免死應否有例外和老年人犯罪從寬暨免死的年齡等問題存在爭議。在此次研討會中，趙秉志教授對此分別進行了剖析。
關于老年人犯罪從寬暨免死的根據及其是否違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問題，趙秉志教授認為，老年人犯罪從寬暨免死的主要根據是人道主義，即考慮到老年人獨特的身心特點，從人道主義的角度，應當對其從寬處理。
至于對老年人犯罪從寬暨免死是否違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問題，趙秉志教授認為，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主要指的是刑法適用上的平等，老年人的刑事責任能力與一般成年人相比，有所減弱，有的還是嚴重減弱。在這種情況下，對老年犯罪人從寬或者免死本身符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的實際狀況，符合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要求。
關于對老年人犯罪免死應否有例外，趙秉志教授認為，對老年人犯罪一概免死是國外和國際立法的普遍做法，考慮到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責任特點及刑法立法應面向普遍與一般情況的特性，我國對老年人犯罪應設置為一概免死，而不設置例外規定。趙秉志教授進一步指出，《修正案（八）》關于老年人犯罪免死的例外規定存在一些不明確的問題，例如何為“特別殘忍”、“致人死亡”是否包括過失等，需要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
關于老年犯罪人從寬暨免死的年齡設定，趙秉志教授認為，當前我國老年人的平均壽命是72周歲，老年人的心理能力較之一般成年人有很大變化，而且國際上關于老年人從寬處罰的年齡總體上均比較低，因此我國應當將老年人犯罪從寬暨免死的年齡標準規定為“年滿70周歲”。
二是取消13種死刑罪名問題。《修正案（八）》取消了13種犯罪的死刑，包括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罪9種、侵犯財產罪1種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3種。
在立法過程中，關于取消死刑的范圍，曾有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部分專家學者提出，應當將與這13種死刑罪名相近似的犯罪的死刑也一并取消，這些近似犯罪主要有集資詐騙罪、組織賣淫罪、偽造貨幣罪和運輸毒品罪。對此，趙秉志教授深表贊同，他認為我國應當取消這幾種犯罪尤其是集資詐騙罪、組織賣淫罪的死刑。這除了因為它們都是屬于非暴力犯罪、侵害的客體與死刑所剝奪的生命權不對稱外，還因為集資詐騙罪屬于智能犯罪，被害人通常都有一定的過錯，而組織賣淫罪對人身權利的侵害并不明顯。因此，對這些犯罪不應當保留死刑。
關于貪污賄賂罪的死刑問題，在此次刑法修正研擬過程中，曾有人提出可以考慮研究取消貪污受賄罪的死刑。對此，《修正案（八）》雖然沒有涉及，但仍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其中有不少人表示反對。
對此，教授認為，從長遠的角度看，我國應當取消貪污受賄罪的死刑。這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從人道的角度看，貪污受賄罪屬于經濟犯罪，其侵害的客體與死刑所剝奪的生命權難以相提并論，對其適用死刑不符合刑罰人道的要求；二是無數事實和歷史證明，嚴刑峻法從來都不是防止犯罪（包括腐敗犯罪）最有效的手段，死刑也不是；三是全球法律文化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共性，在全球普遍廢除腐敗犯罪死刑的趨勢下，中國保留貪污受賄罪的死刑與世界法律文化的發展趨勢不符，也難以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
三是調整生刑問題。與取消13種犯罪死刑一起，調整生刑也是此次刑法修正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重要體現。但在此次立法過程中，人們對應否提高生刑以代替死刑等問題，有不同認識。
對于應否提高生刑以代替死刑問題，趙秉志教授指出，我國目前的生刑和死刑差距太大。現行刑法的生刑偏低，如果適當提高生刑能有效減少死刑的適用，何樂而不為呢？因此，采取提高生刑代替死刑的限制適用或者減少適用，應當加以肯定。
在此次刑法修正過程中，為了配合死刑的取消，《修正案（八）》普遍延長了無期徒刑的實際執行刑期，并延長了特殊死緩犯減刑后的實際執行刑期。不過，與此次刑法修正的二次審議稿相比，《修正案（八）》將無期徒刑的實際執行刑期由原來的15年降至13年，同時取消了普遍延長普通死緩犯減刑后實際執行刑期的延長。對此，趙秉志教授認為，這一修改是必要而正確的，有利于適當控制相關司法成本的增加，提高刑罰效率，同時也與當前我國良好的社會治安形勢相適應。
四是危險駕駛行為入罪問題。趙秉志教授認為，鑒于當前我國危險駕駛行為高發、多發，危險駕駛的行政治理力度有限，我國刑法懲治危險駕駛又存在一定的缺陷，而國際社會又普遍采用刑法懲治危險駕駛行為的做法，我國應當將危險駕駛行為入罪。
至于危險駕駛行為入罪的范圍，趙秉志教授認為，除了醉酒駕駛、飆車之外，實踐中還有很多危險駕駛行為，我國應當考慮將吸毒后駕駛等較為嚴重的危險駕駛行為入罪。
五是惡意欠薪入罪問題。關于惡意欠薪行為應否入罪，在立法過程中，有不少反對的聲音。對此，趙秉志教授認為，實踐證明，當前我國的民事、行政法律手段都無法有效解決惡意欠薪問題，惡意欠薪行為入罪是現實的需要。而國外也有不少國家和地區有關于惡意欠薪入罪的立法。這些可以作為我國將惡意欠薪行為入罪的理由和立法模式予以參考、借鑒。
六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完善問題。關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特征應否立法化，曾有人以已有立法解釋為由表示反對。對此，趙秉志教授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雖然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特征作出了解釋，但立法解釋不等于立法。刑法的解釋性條文在制定程序的繁簡程度、與其他刑法條文的關系和受社會關注度等方面，都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存在很大區別。為了更好地發揮刑法懲治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效果，我國應當通過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在刑法典中明確規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特征。
關于刑法修正案能否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特征作適當修改、調整，曾有人持反對意見。對此，趙秉志教授認為，從立法權限上看，刑法修正案規定“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特征是一種立法活動，在位階上，它要高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完全可以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進行修改。
此外，高銘暄教授還從寬與嚴的角度對《修正案（八）》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情況進行了歸納總結，趙秉志教授還探討了特別減輕處罰、坦白從寬入刑、社區矯正入刑、未成年人犯罪制度的完善等刑法熱點爭議問題，盧建平教授介紹了國外主流媒體對《修正案（八）》的報道與分析，吳宗憲教授則從四個方面分析了社區矯正入刑的意義和不足。此次研討會立足于《修正案（八）》的政策貫徹、立法演進和爭議問題，研討全面、深入，有助于深化對《修正案（八）》的理解，也有利于繁榮關于《修正案（八）》的理論研究并促進其司法的正確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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