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年來，我國工程建設領域清欠農民工工資、建筑施工單位工程款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工程款清欠之路的艱難，非業內人士往往難以想像。 

建筑施工企業有苦難訴 
　　現象之一：以審計的名義使拖欠走向“合法化”。我國工程建設領域以及國際市場工程承包的通常做法是，通過招投標活動簽訂了工程承包合同，所議定的工程項目造價即已經包含其中，這是受法律保護的。但近年來，在國內一些市場上，工程合同被當成了兒戲，業主每每將工程結算造價讓某些部門重新審計，當然，采取這一措施并非沒有積極意義，一方面對政府、國有企事業單位投資建設的工程項目，通過審計可以杜絕公有資本流失的漏洞，保證公有資本的投資效益；而另一方面，這種審計卻讓廣大的社會投資者找到了拖欠的新借口和保護傘。一項完工工程，他們可以找審計事務所或審計行政部門審計，可以找會計師事務所再審，還可以找建設銀行重審，最后，他們甚至請出紀檢、監察部門反復審。這種審計，有時是無休止的，三審不行，則五審；有時是欲壑難填，直到達到業主理想的造價為止。為了達到預想的期望值，不少業主甚至采取審計單位的報酬與降低工程造價多少掛鉤的辦法，千方百計侵占施工企業的合法利益。這種以審計的名義不結算工程造價的做法，實現了業主一箭雙雕的目的：降低造價減少投資支出僅是目的之一，目的之二則是通過一年兩年甚至三五年的審計，讓已完工工程無法結算，應付而未付的工程款讓你施工企業無法討要。 
　　現象之二：以工程質量保證為由頭，使拖欠日趨程序化。我國2001年1月1日實施的《招投標法》第46條規定“招標文件要求中標人提交履約保證金的，中標人應當提交。”該法沒有明確交納標準、方式及退還時間；隨后2003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七部委《工程建設項目施工招標投標辦法》第62條規定：“招標人要求中標人提交履約保證金或其他形式的履約擔保的，招標人應當同時向中標人提供工程款支付擔保。”同樣該文件沒有明確履約保證金繳納辦法和測算依據，且不說工程支付擔保至今未見業主行動，僅就履約保證金的交納，由于理解不同，執行上就出現了五花八門的要求，在招標書規定的履約保證金從標的1%到5%不等，但多數是以標的5%收取。調研中不少企業說：“法律法規上的這一疏漏，實在是坑苦了施工企業。”例如，假設一個特級或一級施工企業每年可承接20項工程，施工總產值為10個億，則投入的履約保證金將高達5000萬元，施工行業是微利行業，承包商往往拿不出這么多自有資金墊付，業主則會建議用在建工程款抵算。為了生存，施工企業只好跳進這個“陷阱”：工程竣工不及時，結算一拖兩三年，退還履約保證金是不能提出來的；一旦工程結算了，工程質量保修金的事又提上了議事日程，《建筑法》《建筑工程質量管理條例》都強調了工程質量保修制度，一些業主還抬出了建筑工程終身保修理論，根據這些法律和理論，業主有了收取工程質量保證金的依據，于是履約保證金又被延展為工程質量保修金，于是，這筆先是履約保證金后是質量保修金的企業流動資金或工程欠款，就這樣沉淀在了業主的手中，有的甚至成了永無指望的呆壞賬。 
　　現象之三：以承接新工程為誘餌使拖欠步入隱形化。這方面的問題在房地產開發商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一項工程結束之后，投資業主本應與建筑承包商工完賬清，但房地產開發商往往會打著滾動發展的旗號，游說承包商說為了保證下期開發的順利以及雙方的友好合作，先暫時不結清工程款，等下期工程完工后再一并結清。如此往復循環，拿著施工企業的“小麥”開“磨坊”，使承包商被民工應付工資、材料商應付材料款、銀行貸款應付本息等壓得喘不過氣來。調研情況表明，目前在工程款拖欠領域，房地產商拖欠的工程款仍最大，邊清邊欠使他們的拖欠額比過去有增無減。 

有著較為復雜的社會根源 
　　法律的缺失，使發包方有恃無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制化進程明顯加快，但在工程建設領域，法律的缺失還是相當嚴重的。《建筑法》只是在第18條第二款中提到“發包單位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及時撥付工程款”，至于不及時撥付將受到怎樣的懲處，則無下文。在第七章法律責任部分17條中，無一條、無一字提及發包方不及時撥付工程款的法律責任。《合同法》在第16章286條款中指出：“發包人未按照約定支付價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發包人在合理期限內支付價款。發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設工程的性質不宜折價、拍賣的以外，承包人可以與發包人協議將該工程折價，也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將該工程依法拍賣。建設工程的價款就該工程折價或者拍賣的價款優先受償。”后來最高人民法院又對該條款作了具體的司法解釋，同時指出，作為政府投資的公益性（非經營性）工程項目，按其性質不宜折價或拍賣，不適用于286條款。那么此類事如何解決呢？目前我國法律中尚無明確的法律依據。按說有了《合同法》286條款，承包方建筑施工企業催討工程款有了尚方寶劍，但大多施工企業卻并不想去打這樣的官司；一是打這樣的官司時間長，成本高，即使勝訴了也難執行；二是企業也怕因此得罪人，以后再難接工程。三是在我國《刑法》中，沒有一條是針對拖欠工程款的。鑒于上述諸多法律上的欠缺，導致了發包方在拖欠建筑工程款上有恃無恐，他甚至利用建筑施工企業怕打官司的怯懦心理，采取不正當手段拖延工程款結算時間，對工程進度、質量吹毛求疵以拖延支付工程款。這是新形勢下工程款邊清邊欠的一個重要原因。 
　　監督的欠缺，使拖欠風清而不止。政府機構實施《行政許可法》以來，強化了對社會的服務職能，但嚴肅執法，自律執法卻有弱化的傾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作為代表政府行使權力的相關部門，沒有按照均衡、平等的原則，對建筑市場各方行為主體實施有效的監督，對承包方的資質、安全生產、質量和現場管理督查嚴格，但對發包方資金是否到位、是否存在少批多建等情況的監察、督查有所欠缺；對業主撥付工程款不及時，拖欠工程款現象嚴重等情況缺乏有效的監控措施，致使業主膽子越試越大。二是作為代表政府行使權力的相關部門也有難言之隱，作為同級政府推出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盡管資金不足，但相關部門又不敢去揭其短，糾其弊，因此只能網開一面，致使“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為其他社會投資者樹立了拖欠工程款的“新形象”，也為邊清邊欠創下了“新政績”。 
　　信用體系缺失，使失信行為有所泛濫。市場經濟體系下經濟運行靠的是法律和信用機制，而目前，我國市場信用交易還不發達，國家社會信用管理體系不完善，加之相關法律法規的缺失，對失信懲戒不力，失信成本太少，刺激了不法投資商鋌而走險的欲望。某地區的一園區工程，開發商竟在省報上公開提出，要先交1000萬元的入門費，再墊資承建園區的全部工程，工程完工后，發包方付款30%，其余70%待竣工交驗合格后一年內付清，當然，一年后他們可以制造種種借口不付清工程款，而對這樣的業主，又有何方法可以制裁呢？ 
　　供求關系失衡和過度競爭，加劇了“邊清邊欠”現象。到2007年，我國建筑從業人員已接近4000萬之眾，施工企業超過了10萬家，整個行業已進入了過度競爭狀態，致使建筑施工企業在承接工程初期即處于受制于人的弱勢地位，甚至無法回避業主事先設定的“圈套”和“陷阱”。為業主日后不結清工程款留下了借口，從而使“邊清邊欠”繼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