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完善我國刑事訴訟立法中被害人權利的對策

　　（一）賦予公訴案件被害人上訴權

　　對于應否賦予被害人上訴權，理論界有著截然相反的意見。反對者認為，檢察機關完全可以代表國家和社會利益，也包括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對確有錯誤的判決依職權可及時向法院提出抗訴，賦予被害人抗訴權沒有必要；賦予被害人上訴權會使上訴不加刑原則形同虛設；容易導致濫訴，增加二審的工作負擔。[8]但是，本文認為這些原因過于片面。

　　首先，被害人的上訴權是其天然權利，且賦予被害人的上訴權是國際通例；其次，賦予被害人上訴權，有利于實現司法公正，有利于彌補人民檢察院抗訴工作的不足，也有利于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的監督；再次，確立被害人上訴權與“上訴不加刑”原則、檢察機關的抗訴權并不矛盾；第四，賦予被害人上訴權不會導致“濫訴”；第五，不能以被害人舉證能力的不足來否定其上訴權，更不應該以會增加法院負擔為由不賦予公訴案件被害人上訴權。最后，賦予被害人上訴權有利于被害人利益的全面維護。

　　（二）完善被害人訴訟代理制度

　　為確保被害人作為當事人有效地參與訴訟，刑事訴訟法賦予了被害人委托訴訟代理人的權利。從而使被害人能與公訴機關進行有效地配合與制約。為此，有的學者提出，當律師擔任代理人參加刑事訴訟時，除具有來自委托人的權利——代理權利外，還應享有一些固定權利，包括：1、查閱、摘抄、復制有關案卷材料權；2、收集證據材料權；3、申請司法機關收集、調取證據材料權以及申請重新鑒定或勘驗權；4、向司法機關了解案情權；5、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代理律師也應有權會見被控告人，以獲取更多對己方有利的信息；6、在審查起訴階段，向公訴機關提出意見的權利；7、出席法庭審理的權利；8、庭審中的發問與辯論權；9、庭審中發表意見和異議的權利；10、依法拒絕代理的權利。[9]

　　（三）建立、完善對刑事被害人的援助制度

　　所謂對刑事被害人的援助是指國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建立一套制度，設立相關機構，在免收費或收費很少的情況下，為某些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刑事被害人提供物質、醫療、心理、社會及專業性法律幫助，以幫助其從被侵害的狀況中盡早恢復和保障其訴訟權利得以實現。其中包括被害人服務和法律援助兩大部份。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建立被害人服務機構；二是提供及時的醫療服務；三是提供有效的經濟援助；四是提供心理咨詢服務；五是尊重被害人的人格。

　　（四）建立刑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的精神損害賠償是指，權利主體因遭受犯罪行為的侵害而產生非物質（非財產）上的損失，要求侵權人進行賠償的一種責任承擔形式。它的實質是對受害人所遭受的非物質（非財產）損失即精神損失進行賠償。[10]刑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建立的基礎在于立法要賦予被害人以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在此基礎上，通過立法的形式規定被害人精神損害賠償的構成要件以及賠償的范圍、方式和數額。

　　（五）建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

　　對刑事被害人給予國家補償，不僅有利于實現控制犯罪的價值目標，而且是保障人權的需要，是衡量社會文明的重要尺度。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是指國家對于受到特定犯罪侵害的被害人或者其一定范圍的近親屬給予適當經濟補償的一種法律制度。在這種制度中，補償的主體是國家，補償的對象是被害人或其近親屬，補償的方式是支付金錢，補償的原因通常是被害人或其近親屬生活貧困且無法從犯罪行為人處獲得應有的賠償，被害補償的范圍不僅包括對物質損失的補償，也包括對被害人精神方面的嚴重損害的補償。

　　（六）完善被害人的知情權

　　刑事訴訟中被害人的知悉權是指，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有了解偵查、審判機關是否立案以及訴訟進程、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依法享有的各項訴訟權利的權利。[11]本文認為，凡涉及到被害人利益的處理情況都應當以書面形式及時通知被害人，這不但有利于被害人及時行使權利保護自身合法權益，而且也有利于被害人對司法機關的監督。其中，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偵查機關決定不立案的原因應及時告知被害人；二是人民法院在開庭審判前，應當通知被害人出庭，同時將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害人；三是案件的判決和執行情況應及時告知被害人。

　　（七）保障被害人其他訴訟權利

　　當前，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這樣的做法：法院應該通知被害人參加訴訟而不通知。事實上，這種做法變相剝奪了被害人參加訴訟的權利。為此，應正確界定出庭參與訴訟的被害人的范圍，保障其出庭參加訴訟的權利。一般說來，對于人身權利受到侵害的被害人，在其自愿和能夠出庭參加訴訟的情況下，無論被害人多少，都應該傳喚其出庭。

　　除此之外，還要采取措施保障被害人在庭審中的權利，包括起訴書的送達問題、被害人出庭席位問題以及被害人的陳述問題。這里需要強調的是被害人的陳述問題。新刑訴法規定公訴人在法庭上宣讀起訴書后，被害人可以就起訴書指控的事實進行陳述。被害人陳述可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被害人對起訴書指控犯罪的內容作出是否同意的意見以及提出新的訴訟請求的陳述，另一種是針對被告人、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所作的陳述。前者涉及的是對起訴書的意見或者訴訟請求；后者所涉及的是關于案件真實情況的證據。當被害人圍繞案件事實是否真實進行陳述時，其陳述亦為證據。當公訴人、被告人和辯護人對此提出向被害人發問的，審判長認為有必要時，被害人應接受發問。因此，在審判實踐中，審判長應當注意被害人陳述性質的轉換。被害人陳述作為證據時，可以準許公訴人、被告人和辯護人向被害人發問；被害人陳述非證據時，不應準許發問。

　　注釋：

　　[1] 許永強：《刑事法治視野中的被害人》，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1頁。

　　[2] 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5頁。

　　[3] 郭建安主編：《犯罪被害人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頁。

　　[4] 楊正萬著：《刑事被害人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

　　[5] 陳衛東主編：《新刑事訴訟法通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頁。

　　[6] 楊宇冠：《論刑事訴訟人權保障》，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2年第4期。

　　[7] 葉淑香著：《淺談刑事被害人權利保護上的立法不足》，載《遼寧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1年第4期。

　　[8] 楊正萬著：《刑事被害人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317頁。

　　[9] 陳衛東、石獻智：《刑事訴訟律師代理之探討》，《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

　　[10] 陳中澤：《論附帶民事訴訟中的精神損害賠償》，載《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5期。

　　[11] 楊正萬：《刑事被害人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