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試圖經過先后四個層次上的操作化處理，部分地回答詰難三所提出的問題。罪量概念的第一次分解：由于罪量是犯罪輕重的評價，所以，可將其分解為評價關系、評價標準、評價對象三個維度。這三個維度是并列關系，缺一不可。罪量概念的第二次分解：將評價關系分解為被害人評價罪量和國家評價罪量，將評價標準分解為利益罪量和道德罪量，將評價對象分解為結果罪量和行為罪量。罪量概念的第三次分解：把第二次分解后形成的6個變量繼續分解為14個變量，即被害人評價罪量具體化為被害關系、行為類型、加害地位；國家評價罪量具體化為國家被害、犯罪暗數；利益罪量具體化為法定結果、個人風險、利益類型；道德罪量具體化為倫理內容；結果罪量具體化為要件數量、結果趨勢、超飽和性、罪過形式；行為罪量具體化為犯罪態度。這14個子變量實際上是對犯罪進行分類的14個劃分標準，據此，我們可以在第四次分解中看到36個不同的犯罪類型。罪量概念的第四次分解：根據上述14個標準，將犯罪進一步具體化為輕重不等的36個類型，使得每個法定犯罪都可能進行歸類和標準化處理：被害關系。據此可將犯罪分為被迫被害、缺席被害、交易被害的犯罪。據專家問卷統計結果分析，三者權數分別為0.5、 0.3、0.2； 2、行為類型。據此可將犯罪分為強暴力犯罪、偷竊犯罪、欺詐犯罪。三者分別賦權為0.5、0.3和0.2；3、加害地位。據此可將犯罪分為優勢犯罪和一般犯罪兩種。二者權重分別為0.6和0.4；4、國家被害。據此可將犯罪分為針對國家權力的犯罪、誤用國家權力的犯罪、違反國家權力的犯罪。三者分別賦權為0.4、0.35和0.25；5、犯罪暗數。據此可將犯罪分為高暗數犯罪和低暗數犯罪。站在國家評價的立場上，高暗數犯罪的罪量應當考慮給予相對更嚴厲的反應，賦權為0.65，低暗數犯罪賦權為0.35；6、法定結果。據此，可將犯罪分為危險犯、實害犯、復合結果犯。根據三類犯罪之間的大致差距進行賦權，復合結果犯的權數為0.4，實害犯為0.35，危險犯為0.25；個人風險。按照對個人利益構成的不同影響可以把犯罪分為個人利益犯罪、共有利益犯罪、派生條件犯罪。三者分別賦權為0.4、0.35和0.25；8、利益類型。從這個角度可將犯罪分為危害安全價值的犯罪、破壞經濟秩序的犯罪、違背文化規范的犯罪。三者賦權結果分別是0.5、0.3和0.2；9、倫理內容。在這方面有生命否定型犯罪、功利型犯罪、遵從型犯罪之分。分別賦權為0.5、0.3和0.2；10、要件數量。按照犯罪構成要件的數量不同，犯罪分為簡單構成之罪和復雜構成之罪。分別賦權為0.6和0.4；11、結果趨勢。在這方面犯罪可分為結果離散型犯罪和結果集中型犯罪。前者賦權為0 65，后者賦權為0.35；12、超飽和性。菲利提出了所謂超飽和的概念，據此可以把犯罪分為關聯型犯罪和孤立型犯罪。前者賦權為0.65，后者賦權為0.35；13、罪過形式。在這方面，故意犯罪的罪量最大，復合罪過犯罪的罪量居中，過失犯罪的罪量最小，分別賦權為0.5、0.3和0.2；14、犯罪態度。我們可以將犯罪分為積極犯罪和附隨犯罪。二者分別賦權為0.65和0.35.至此，我們建構了一個相對比較周延，多個層面，權重不同的綜合性量化評價系統，通過一套數量語言和結構框架，這個系統可以在我們的觀念世界中近似地模擬和再現應然之罪、理性之罪。這個過程需要經歷三個具體階段：歸類、綜合、分級。最終，將其結果與法定刑的量化結果對接，得到了中國立法者為每個犯罪開出的一張“報價單”。
“歸類”就是以該系統為模具，對422個法定犯罪逐一進行14次觀察，做出422×14=5908次判斷，為每個犯罪的罪量綜合運算打下基礎。“綜合”就是根據理性分析所確定的數量關系寫出算法模型，計算出每種犯罪的罪量值。該算法模型可以寫為：罪量綜合指數SCO=評價關系評價標準評價對象。“分級”就是根據罪量研究對精確度的要求，對422個原始罪量值按其大小排序后進行簡約處理，歸納為十級罪量各異的定序分組。經過歸類、綜合、分級，便可構成如表1所示中國刑法中的犯罪“報價單”。人們可以根據這個“報價單”，計算出如果“購買”多大數量的犯罪收益，將“支付”或“投入”多大數量的受罰成本。
犯罪“報價單”的意義有四：其一，通過“報價單”調整罪刑關系就是在強調配刑過程的規范性、規格性和確定性。這無疑是對配刑活動人為性的某種限制。其二，只有通過完善的“報價單”系統實現犯罪輕重程度上的可度量性和可比性，刑法中等刑異罪、等罪異刑現象的范圍、規模、水平、比例才可能顯現出來。可見，量化分析使犯罪輕重的比較更具理性化特征。其三，根據犯罪“報價單”，我們基本上可以比較精確檢驗刑法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等級均衡。最后，在不可能也不應當頻繁修訂立法的情況下，法官可以把某個犯罪在“報價單”中的均衡性評價作為參考，以適當調整具體案件的量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