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不少學者認為，我國的刑法學從體系到內容都相當完善。但事實上，我國的刑法學還比較落后，從體系到內容都需要變革。刑法學落后的原因之一，是刑法學的研究方法存在缺陷。本文就克服刑法學研究方法的缺陷所需要處理十個關系發(fā)表淺見。 
　　一、解釋刑法與批判刑法
　　刑法學屬于規(guī)范科學，研究刑法的規(guī)范及其應用。因此，對于刑法規(guī)范的解釋，成為刑法學的重點，狹義的刑法學就是指刑法解釋學，即實定刑法的解釋學。當然，解釋刑法既應以妥當的法哲學理念為指導，又要善于從解釋結論中提升出一般原理，而這些都離不開對刑法的解釋。沒有對刑法的解釋，也就沒有刑法學。
　　但是，我國刑法學研究的基本傾向是批判刑法，使刑法解釋學與刑事立法學相混同。突出地表現在，人們事先未能對刑法規(guī)范作出妥當的解釋，就挑出刑法規(guī)定的缺陷，然后提出修改刑法的建議；碩士論文、博士論文，也大體上都是先對刑法規(guī)范作出部分解釋，再提出完善刑法的立法建議；許多論文還讓人難以分辨其觀點究竟是解釋結論（解釋論）還是立法建議（立法論）。
　　將刑法學研究的重心置于批判刑法，不僅偏離了刑法學的研究方向與目標，而且存在諸多不當。首先，批判刑法本身的做法，不利于維護刑法的權威性。其次，即使在批判刑法的基礎上，提出了良好的立法建議，也不能及時解決司法實踐中面臨的現實問題。例如，刑法沒有規(guī)定單位可以成為貸款詐騙罪的主體，現實中確實存在單位實施的貸款詐騙行為。如果只是批判刑法第193條，僅建議將單位規(guī)定為貸款詐騙罪的主體，依然不能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單位實施的貸款詐騙案件。況且，修改刑法的成本過高，遠不如解釋刑法簡便。最后，批判刑法不利于提高刑法解釋能力與水平。在筆者看來，我國的刑法學之所以比較落后，原因之一在于解釋者樂于批判刑法。人們在針對刑法的文字表述難以得出滿意結論時，并沒有通過各種解釋方法尋求滿意的結論，而是以批判刑法、建議修改刑法完成自己的學術任務。如在刑法用語失之寬泛時，明明可以使用限制解釋方法得出妥當結論，人們不進行限制解釋，卻建議修改刑法。例如，刑法第50條規(guī)定：“判處死刑緩期執(zhí)行的，在死刑緩期執(zhí)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滿以后，減為無期徒刑；如果確有重大立功表現二年期滿以后，減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證屬實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執(zhí)行死刑?！睆淖置婧x來看。這里的“故意犯罪”似乎指一切敵意犯罪，但果真如此，則不利于減少死刑的執(zhí)行，也不符合死緩制度的精神。于是，人們認為刑法第50條規(guī)定的“故意犯罪”過于寬泛，應當修改。其實，如果根據死緩制度的本質進行沿革解釋與限制解釋，就應得出如下結論：“刑法規(guī)定死緩制度是因為犯罪人還具有改造的希望，只有對抗拒改造情節(jié)惡劣的死緩犯執(zhí)行死刑才符合死緩制度的精神，因此，刑法第50條中的‘故意犯罪’應是指表明犯罪人抗拒改造情節(jié)惡劣的故意犯罪。”由此可見，解釋者完全可能朝著理想的方向得出解釋結論。事實上，解釋者的智慧，表現在既遵守罪刑法定原則，不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又使解釋結論實現正義理念，適合司法需求。如果只是批判刑法而不解釋刑法，就必然不能提高解釋能力與水平。
　　習慣于批判刑法的重要原因很多。聯系刑法學方法來說，一方面，是因為解釋者沒有以善意解釋刑法，沒有作出有利于立法者的假定。刑事立法是將正義理念與將來可能發(fā)生的生活事實相對應，從而形成刑法規(guī)范。撇開技術細節(jié)，當今立法者不可能設立不合理、不妥當的刑法規(guī)范。所以，解釋者要以善意解釋刑法，而不能像批評家一樣，總是用批判的眼光對待刑法。另一方面，是因為解釋者缺乏解釋能力，不能****地解釋刑法，導致解釋結論存在缺陷，因而只好批判刑法。其實，除了數字等實在難以解釋的用語以外，其他法律用語都有很大的解釋空間。所謂的刑法缺陷，大體上都是解釋者解釋出來的，而不是刑法本身就存在的。就一個條文來說，A學者因為沒有得出妥當的解釋結論時，會認為刑法存在缺陷；而B學者提出了妥當的解釋結論時，會認為刑法沒有缺陷。這表明，并非任何人都認為A條文存在缺陷。再者，即使人們一時不能得出妥當的解釋結論，也不能匆忙地認為“刑法不妥當”，而應在反復研究之后得出結論。
　　不難看出，批判刑法的做法與刑法解釋學的落后互為因果，因而容易形成惡性循環(huán)。落后的解釋學導致批判刑法；批判刑法又導致刑法解釋學的落后。只有將刑法學的重點置于解釋刑法，并得出符合正義理念與適合司法需求的解釋結論，才能繁榮刑法學。
　　人們習慣于批判刑法，還可能因為沒有處理好刑法解釋學與刑事立法學的關系，沒有處理好解釋刑法與完善刑法的關系。其實，并非只有批判刑法，才有利于立法完善，解釋刑法同樣有利于刑法完善。換言之，妥當地解釋刑法也可能促使刑法的修改。例如，日本福岡縣《青少年保護育成條例》第10條第1項禁止與未滿18周歲的少女發(fā)生“淫亂行為”（法律后果為刑罰處罰）。“淫亂行為”的字面含義并不明確，不少人建議日本最高裁判所宣告該條例違憲。但是，日本最高裁判所的寺田法官認為，對該條進行限制解釋，可以克服其過于寬泛和不明確的缺陷，他進而指出：“不宣布法律違憲，通過帶有條件的解釋就可以對法的運用進行一定的控制，進而，還可以促進法的修改?！?
　　大陸法系國家的立法與司法經驗充分表明，成文法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刑法的解釋。例如，頒布于1907年的日本刑法典第108條規(guī)定：“放火燒毀現供人居住或者現有人在內的建筑物、火車、電車、船艦或者礦井的，處死刑、無期或者五年以上懲役。”在1995年以前，其第109條一直規(guī)定：“放火燒毀現非供人居住或者現無人在內的建筑物、船艦或者礦井的，處H年以上有期懲役。”顯然，聯系第108條考慮，第109條使用“或者”一詞顯屬不當，因為現非供人居住的建筑物等可能現有人在內，因而符合第108條；現無人在內的建筑物等可能現供人居住，因而也符合第108條；只有燒毀現非供人居住并且現無人在內的建筑物、船艦或者礦井，才不符合第108條而應適用第109條。所以，日本的解釋者一直將第109條的“或者”解釋為“而且”或者“并且”。這是一種補正解釋，這種解釋后來于1995年被日本國會采納，即1995年日本刑法第109條中的“或者”被修改為“而且”。
　　我國也存在通過解釋促進立法完善的現象。例如，舊刑法與《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guī)定》都沒有明確規(guī)定斡旋受賄的犯罪類型。在理論上介紹了日本刑法中的斡旋受賄罪、社會生活中出現了需要由刑法規(guī)制的斡旋受賄案件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1989年11月6日《關于執(zhí)行〈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guī)定〉若干問題的解答》指出：“國家工作人員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職權，而是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而本人從中向清托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財物的，應以受賄論處?！边@一解釋內容后來被納入新刑法第388條，使斡旋受賄成為受賄罪的一種類型。類似通過解釋促使刑法完善的情形并不罕見。
　　大體而言，刑法完善的路徑為，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后，解釋者根據正義理念與文字表述，并聯系社會現實解釋法律；在許多情況下，為了實現社會正義，解釋者不得不對法律用語做出與其字面含義不同的解釋（對刑法的解釋當然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經過一段時間后，立法機關會采納解釋者的意見，修改法律的文字表述，使用更能實現正義理念的文字表述；然后，解釋者再根據正義理念與文字表述，聯系社會現實解釋法律；再重復上面的過程。這種過程循環(huán)往復，從而使成文法更加完善，使司法不斷地追求和實現正義。所以，不要以為，只有批判法條才有利于完善成文刑法，事實上，解釋刑法本身也同樣甚至更有利于完善成文刑法。刑法理論應當將重點置于刑法的解釋，而不是批判刑法。
　　二、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
　　刑法理論與刑事司法實踐的關系至為密切，但二者又必然存在不一致的現象。理論界感嘆司法實踐缺乏理論指導或不以刑法理論為指導，實踐界指責刑法理論脫離司法實踐。應當認為，兩種現象都是存在的。來源：考試大
　　刑法學被公認為實踐性強的學科。對刑法規(guī)范的解釋結論，要能夠運用于司法實踐；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如疑難案件等），刑法理論必須研究。雖然可以說，刑法學是一門文字科學，但對法律文字進行探究是為了解決現實生活事實中的紛爭，是為了對具體案件作出決定?！皩Ψ梢?guī)范的解釋產生于這些規(guī)范（通過歸納）適用于特定案例的過程中。因此，法學思維方式的一個特征就是，語言與法律適用的實踐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
　　但是，我國的刑法學對司法實踐的關注還不令人滿意。一方面，許多觀點的提出，并沒有考慮能否運用于司法實踐。例如，根據婚姻法的有關規(guī)定，事實婚姻不被承認。與此相聯系的是，刑法上能否承認事實婚姻？刑法上應否處罰所謂的“婚內強奸”？在廣大農村，不進行結婚登記，只是舉行某種儀式后便共同生活、生兒育女且相親相愛的真實夫妻不計其數，甚至可謂相當普遍。如果在刑法上否認事實婚姻的概念，這些丈夫對妻子之間的性行為稍有不慎，就可能構成婚外強奸；即使在刑法上承認這種事實婚姻，但如果在當前就肯定所謂婚內強奸，這些丈夫對妻子的性行為，也很容易構成強奸罪。不難看出，在刑法上否認事實婚姻的概念，以及肯定婚內強奸的觀點，都難以甚至不可能運用于司法實踐。
　　另一方面，刑法理論研究者習慣于認為，具體案件如何處理，是法官、檢察官的任務，不是學者的任務。一些根本不適用于司法實踐的論著，能夠得到許多人的欣賞。而對許多具體疑難案件的處理，常常只是一些法官、檢察官在《人民法院報》、《檢察日報》上發(fā)表看法，而沒有學者的討論；即便有時報社邀請學者發(fā)表了看法，其他學者也不一定參與討論。對司法機關已經公布的判例，學者們也少有評論。而且，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的問題，刑法理論也往往無人問津。
　　出現上述現象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在西方國家，判例已積累了一、二百年，當今學者可以隨時閱讀一、二百年以來的各種判例。刑法學者既能方便地了解各種案情，又容易獲得法官對案件所作出的判決結論與判決理由。刑法學者可以通過總結判例，提煉出刑法理論。誠所謂“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例如，期待可能性理論，是德國學者基于法官對癖馬案的判決而發(fā)展、完善的理論；客觀歸屬理論，也是德國學者通過對各種具體判例的歸納而形成的理論。日本刑法理論上的超新過失論，同樣源于具體判例。不僅如此，判例確立的原理、原則常常對刑法理論產生重大的積極影響。例如，日本最高裁判所1957年在“查泰萊案件”中所樹立的“徒然刺激性欲、損害普通人的正常羞恥心、違反善良的‘性道德觀念’標準，到現在仍然被視為金科玉律”，不僅被下級法院遵循，而且被刑法論著普遍引用和采納?？墒?，我國的許多可以促使刑法理論發(fā)展的案例基本上沉入大海，學者們也難以了解到有爭論的案件，更難看到判決書；即使有些判決結論相當合理，但缺乏判決理由，難以為刑法理論提供線索；學者與法官的交流也并不通暢。這可能是我國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并不緊密的客觀原因。令人欣慰的是，由于媒體的發(fā)達，學者們了解司法實踐越來越方便，獲得司法判例越來越簡單。學者們應當充分利用各種途徑，了解司法實踐。司法工作人員也應當為學者們的研究提供便利條件。學者與法官、檢察官就法律的解釋與適用的相互溝通，也是發(fā)展刑法理論的良好途徑。
　　刑法理論界也應當糾正認識上的偏差，不要以為過多討論司法實踐中的問題，就降低了刑法理論的層次，不要以為案例討論不能進入正式的刑法理論。其實，不管是在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在大陸法系國家，刑法教科書與論著中都充滿了各種判例。況且，刑法學不是抽象的學問；即使是最抽象的哲學，也會聯系具體問題展開討論。所以，刑法學者應當密切關注司法實踐，使刑法理論適合司法實踐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