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立法上“設定許可”是對公民和社會主體的一種“賦權”行為，那么，行政執法上的“審批”則只是一種行政職責，亦即有關行政機關的法定義務。只要請求事項符合法定資格和條件與申請程序。有關行政主管機關就必須承擔受理申請，并按照法定程序與時限加以審核、批準和答復的義務。否則就是失職，應予行政或司法的救濟或追究。過去一些行政法學教科書和理論文章都籠統地把行政許可界定為“賦權行為”，似乎公民或法人行使某項權利，是由行政審批機關“賦予”的，這是沒有區分立法上設定許可（立法權力）與行政執法上的依法審批（主要是履行行政義務，有的也包含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詳后），二者有性質的區別。這也是有些行政審批機關人員為什么常常以“恩賜”權利的態度對待申請人，為其弄權受賄行為找到了憑借。
即使立法上設定許可，也不能簡單地都歸結為“賦權”。因為，一則從根本上說，公民的基本權利或人權，本是人們所固有的，憲法和法律只是予以確認，而非國家立法權所賦予，除非某些派生性的和程序性的權利；何況，有些并未法定的權利，如其他人權與合理的習慣權利、道德權利，是人生而有之的自然權利或社會自發地歷史地形成的權利，為社會所公認，無須法律賦權也應當享有和行使（這屬于“法不禁止即自由”，或可稱自動“許可”，只是未必都受法律保護）。二則，立法上規定“許可”，同立法上確認公民“享有”某些權利是不同的，前者意味著對已予確認的權利“享有者”，規定他在“行使”權利時，應具備的資格與條件，即不是凡享有權利就可以（許可）無條件地行使。如憲法確認公民有集會游行示威的自由，由于考慮到行使這項權利時，可能影響社會秩序和安全，法律又規定了行使這項權利應受的限制條件，并須經公安機關據此審批，才能行使這項權利。因此，立法上的許可，實質上是對行使權利的限制，它包含著不予許可的因素。否則，就不需非經許可才能行使權利。如思想、信仰自由（包括信仰哪個主義或宗教的自由）就無須、也不應經行政機關審批。
這里，要明確“許可”在立法上與執法上的區別，還須從法理上對權利內含的三個層次加以分清：即權利的設定；權利者的權利能力；行使權利的資格與條件。立法上設定了公民的權利（如公民有選舉權），并非人人都有行使該項權利的權利能力（如未滿18周歲的、有精神病的人就無此權利能力），也非人人都有資格和條件行使這項權利（如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或戶口不在本選區的人即無此資格）。這三者都應先由憲法或法律加以設定或限定；行政執法機關則只是對后二者加以審查核實，確定申請人是否具有權利能力和符合法定資格與條件。
因此，我建議，以后在立法上稱“許可”（規定行使權利的資格與條件），在行政執法上則稱“審批”（審核、批準），以避免將立法上確認權利或“賦權”的權力行為，同行政執法上承擔審批任務的義務行為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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