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首先，應當指出，按照前述《刑法》第17條第2款之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在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時，應當負刑事責任。故夏某將警察打成重傷的行為，已經構成犯罪，應當承擔刑事責任。至于馬某和夏某二人將警察打成重傷的行為是否構成共同犯罪，則應視二人在實施傷害行為時是否有共同故意，即犯意上的聯絡而定。如果二人實施傷害行為時并沒有犯意聯絡，而僅是以各自的行為同時傷害了同一個警察，則二人的行為不構成共同犯罪，而僅是構成所謂的“同時犯”；反之，若是在實施傷害行為時二人之間有犯意聯絡，則構成共同犯罪。

    3．許某收購電纜的行為構成盜竊罪的共犯。許某的行為之所以以盜竊罪的共犯論處而不以收購贓物罪論處，是因為根據刑法的有關理論，如果銷贓前收購人與他人有通謀，他人作案后由收購人幫助銷贓的，則構成幫助他人實施犯罪的共犯，不屬于收購贓物罪。

    4．如上所述，李某和夏某分別構成了犯罪，依法應當承擔刑事責任。但我國《刑法》第17條第3款明確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故對于李某和夏某，在處罰時均應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5．對馬某應當以盜竊罪和故意傷害罪兩個罪名實行數罪并罰。雖然我國《刑法》第269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263條的規定即按照搶劫罪定罪處罰。但就本案情形而言，雖然馬某的暴力行為是為了抗拒抓捕，但該行為并不是在盜竊的現場當場實施的，而是在盜竊行為已經實施完成后的銷贓過程中實施的，故不應當按照第269條規定的盜竊罪的轉化罪名，即搶劫罪定罪處罰，而應當按照盜竊罪和其在抗拒抓捕的過程中實施的傷害行為的性質分別論處。那么，馬某在抗拒抓捕的過程中實施的傷害行為到底應當定故意傷害罪還是妨害公務罪呢?從表面來看，馬某的傷害行為同時符合了這兩個罪的特征，但其傷害行為是作為妨害公務罪的一種手段實施的，屬于牽連犯，應擇一重罪處罰。由于妨害公務罪的法定最高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其處罰顯較故意傷害罪的處罰輕，故馬某的傷害行為應按故意傷害罪論處。

    七、法律文書題(本題11分)
    [參考答案與解析]
    刑事上訴狀
    上訴人(原審被告)：梁浩，22歲，廣西柳州市人，住址：柳州市材料廠家屬院，2000年8月2日被逮捕，現被關押在x X X看守所。
    上訴人因“梁浩盜竊巨款案”，不服廣西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日X X刑初字 X號刑事判決，現提出上訴。
    請求事項：
    1．原審判決書認定我犯有盜竊罪，我承認。但我在盜竊時，沒有想到提包會有那么多的巨款。我的本意只是想偷點錢，玩樂一下，從沒有想犯那么大案子。因此，把提包偷來后，發覺內有8萬多塊錢，心里是非常害怕的，事已至此，騎虎難下，才一錯再錯。我國刑法堅持“主客觀一致”的歸罪原則，我在主觀上沒有盜竊巨額財產的故意，不應該承擔盜竊巨額財產的刑事責任。

    2．案發后、我主動歸還贓款，沒有造成太大的損失。歸案后，認罪態度較好，表現一直較好，依照法律規定，可以酌情予以從輕、減輕處罰。

   3．我雖然是在解除勞教后三年內犯罪，依法應從重處罰，但我白解除勞教后，表現一直較好，這次只是由于一念之差，才鑄成大錯。

    綜上所述，希望二審法院能對案情重新進行審查，本著罪刑相一致的原則，對上訴人處以較輕的刑罰。
    此致
    廣西高級人民法院
    上訴人：梁浩
    代書人：X X X律師事務所
    律師：X X X
    2000年X月X日
    附項：
    1．本上訴狀副本X份
    2．證人X X X、X X X住址X X X
    第二部分：分析題。本部分共1題，25分。
    八、(本題25分)
    [參考答案與解析]
    乙的行為在我國的實踐中依受賄罪的共犯論處，但是這種處理到目前為止，尚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和理論。犯罪構成是刑法的主要理論之一，它是刑法規定的，決定某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程度，而為該行為成立犯罪所必須具備的一切客觀要件與主觀要件的有機整體。犯罪構成具有法定性、主客觀同一性和社會危害性。根據刑法理論的通說，犯罪構成有四個方面的共同要件，即犯罪客體、犯罪客觀方面、犯罪主體與犯罪主觀要件。我國刑法第385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國家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罪論處。

　　第388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罪處。這是我國刑法關于受賄罪規定，其中包括經濟受賄和斡旋受賄等以受賄罪處的情形。受賄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聲譽和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客觀方面表現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受賄有兩種基本形式，一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即索賄；二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受賄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受賄罪的主觀方面是具有受賄的故意。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家屬能不能單獨成為受賄罪的主體，我國法律中未有明確規定。在國外的刑法理論中，將之稱為“身份共犯”，將其歸為適格主體的共犯。我國最高人民法院曾做出過一個關于貪污罪和盜竊罪的司法解釋，規定公務員的家屬與公務員一同犯罪的，作為公務員的共犯論處。但這一規定對公務員的其他犯罪是否有約束力，亦沒有相關的說明。且我國刑法已廢除了類推的適用，因此，只以犯罪構成的理論來看，公務員的妻子不構成犯罪。但是現實中這種犯罪比比皆是，事實上大家都不作任何考慮地認為這種行為構成了犯罪，主要是認為其社會危害性極其嚴重，具有可懲罰性。由此可見，犯罪構成的理論對于是否構成犯罪，還需要進一步地完善，或者我國法律在一些特定的犯罪中應該給予特別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