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的案由，是對民事訴訟內(nèi)容中所涉及的法律關系的縮影，是法院對一個具體案件進行分類和定性的依據(jù)。從2000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fā)〈民事案件案由規(guī)定（試行）的通知〉》中所述“第一審法院立案時可根據(jù)當事人的起訴確定案由。當事人起訴的法律關系與實際訴爭的法律關系不符時，結(jié)案時以法庭查明的當事人之間實際存在的法律關系作為確定案由的依據(jù)?！钡囊?guī)定中可以看出，當前對民事訴訟案由的確定是按先對當事人的起訴確定，當起訴案由與擬結(jié)案由不一致時再由法院最終予以認定的原則進行確定，該原則實際上仍是以法院對案件的類型認定為核心來進行操作的。然而將該規(guī)定運用到實際中來時，筆者發(fā)現(xiàn)該《通知》中對民事案件案由的確定原則過于簡單，有時甚至出現(xiàn)與保護當事人合法利益的訴訟目的相悖的現(xiàn)像。因此，有必要對現(xiàn)行的民事訴訟案由確定原則進行探究，以此來保證民事訴訟根本目的的實現(xiàn)和審判實踐中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下面，筆者以個具體案件為例來說明該《通知》中對民事案件案由的確定原則在審判實踐中所面臨的尷尬： 
　　案例一： 
　　原告王女與被告李男系同村人，自幼相識，成年后即確立了戀愛關系。2003年5月雙方按民俗舉行了婚禮，舉行婚禮時，因雙方年齡均未到法定婚齡，故未領取過結(jié)婚證，此后也一直未補領。同年6月，王女跟隨李男外出打工。打工期間，雙方均以夫妻相稱并一直同居生活。同年9月王女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懷孕，但李男堅決不同意王女要孩子，在多次逼王女口服藥物流產(chǎn)無效的情況下強行將王女帶至醫(yī)院進行了人流手術。此后，多次毆打王女，至王女精神失常，分別于2005年10月和2006年9月住院進行治療，診斷為:癔癥性精神障礙。2006年10月李男向法院起訴要求解除同居關系，得到法院支持，但在審理中雙方均未提及王女在同居期間的住院醫(yī)療費用。2007年5月，王女以人身損害賠償為由向法院起訴，要求李男支付其住院治療期間的一切費用，同時向法院提交了王女兩次住院治療癔癥性精神障礙的住院證明及醫(yī)療費單據(jù)的證據(jù)。本案中起訴的案由是：人身損害賠償糾紛。 
　　案例二： 
　　張某系某礦山經(jīng)營者，在礦石的開采過程中因山路崎嶇，機動車輛無法行駛，便請周某夫婦用其家養(yǎng)的毛驢為其馱運礦石，并就馱運礦石的數(shù)量及報酬進行了約定后周某夫婦即對張某的礦石進行馱運。在馱運過程中，周某夫婦在礦區(qū)給礦石裝框時，礦區(qū)的一堵墻突然倒塌，將周某打傷，住院治療41天，支付醫(yī)療費6850元。2007年4月周某以雇員受害賠償糾紛向法院提起訴訟，認為其與張某之間系雇用關系，其在雇用期間受到的傷害應由雇主張某承擔責任。并向法院提供了其住院治療的費用單據(jù)及其與張某所簽訂的馱運合同。本案中起訴的案由是：雇員受害賠償糾紛。 
　　案例一在審理過程中，經(jīng)法庭調(diào)查查明了原告王女住院治療時間是在其與李男同居期間。1989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的《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結(jié)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中提出，同居期間為共同生產(chǎn)、生活而形成的債務，可按共同債務處理。而同居期間所負的債務，是指雙方為共同生活或為履行撫養(yǎng)、贍養(yǎng)義務以及一方或雙方治療疾病等需要所負的債務。根據(jù)該規(guī)定及本案事實可看出，實際上王女是對其在與李男同居期間住院治療的這一共同債務主張由李男承擔。若王女在起訴時是以同居期間的債務糾紛為由起訴，無疑該訴請會得到法院的支持。而王女的起訴理由是人身損害賠償，從王女提供的證據(jù)來看，只能證明王女曾患癔癥性精神障礙并住院治療及費用支出情況的事實，并不能證明其患病住院治療是由李男的行為造成，顯然該訴請的證據(jù)不足。由此可見同居期間的債務糾紛與人身損害賠償糾紛這兩個案由導致的結(jié)果截然相反。由于同居期間的債務糾紛屬婚姻家庭類糾紛的審理范圍，而人身損害賠償糾紛屬權(quán)屬類糾紛的審理范圍，分屬不同的性質(zhì)和類別。若以法庭查明的事實定案由，認定該醫(yī)療費為共同債務的話，則法官在認定事實上超越了本案應當審理的范圍，違反了民事案件審理中“不告不理”的原則，有刻意保護王女利益的嫌疑。 
　　案例二在審理過程中，經(jīng)法庭調(diào)查，從其提供的證據(jù)來看，周某與張某之間的雇用關系并不成立，他們之間所形成的法律關系屬承攬關系，周某與張某之間不存在雇用關系，則基于雇用關系而產(chǎn)生的損害賠償當然也就不能得到支持。綜觀本案，其邏輯關系是周某受到了損害，該損害系被墻打傷所致，墻屬張某的建筑物，據(jù)此，建筑物致人損害賠償是在本案中對周某最為有利的案由，也易得到法律支持。但因周某在起訴時是以雇員受害賠償糾紛起訴，一旦法官根據(jù)法庭調(diào)查的事實將案由確定為建筑物致人損害賠償糾紛的話，固然能使周某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護，但客觀上卻損害了張某的合法權(quán)利。因為建筑物致辭人損害賠償糾紛屬特殊侵權(quán)案件，在舉證責任的分擔和過錯責任的承擔上與雇員受害賠償糾紛存在著天壤之別，法官對案由自行變更的行為，則實際上是變向剝奪了對于特殊侵權(quán)案件中張某的舉證權(quán)利，即該做法造成了法院對張某訴訟權(quán)利的侵害。 
　　通過以上兩個案例可以看出，在具體的審判實踐中，由于當事人起訴時選擇的案由不當，可能導致承擔敗訴的風險。法官在審理過程中，雖然對當事人的損害事實有所了解，但若自行將案由由此類型變?yōu)樵擃愋偷脑?，又可能造成判決內(nèi)容超出當事人的訴訟請求，甚至侵害到另一方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利，將當事人之間的矛盾上升為另一方當事人與法院之間的矛盾，不但違背現(xiàn)行民事訴訟中“不告不理”的原則，也不利于現(xiàn)代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綜觀當前的審判實踐，目前在民事案件案由的確定上通行的做法主要有以下三種： 
　　一、以當事人主義為核心的原則 
　　這種做法嚴格遵守“不告不理”的訴訟原則，以當事人起訴的案由為準，僅對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及其提供的證據(jù)進行審理，若該訴訟請求證據(jù)充分，事實清楚，即予以認定。而與此無關的內(nèi)容即不在審理之列。如案例一，因原告提供的證據(jù)不能證明其住院治療系被告所致，故人身損害理由不成立。這樣一來，可能導致的結(jié)果是，當事人一方確實受到了損害，而該損害也與另一方當事人有關，法官對此也很明了，但由于對該損害要求獲得賠償?shù)睦碛蛇x擇錯誤，使賠償請求無法得到支持，受損一方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利得不到法律的保護。而一旦當事人的訴訟請求被駁回后，又可能會出現(xiàn)基于同一事實以另一案由重新起訴的情形，這樣一來不但會加重法院負擔，增加訴訟成本，且現(xiàn)在法院審理中常常是對不同案由的案件由專門的審判庭負責審理，在審理過程中變更案由，又要移送案件，給法院審理工作帶來不便。 
　　二、以職權(quán)主義為核心的原則 
　　該原則過分強調(diào)法官的職權(quán)，對當事人的訴請不予理睬，只對當事人雙方的法律關系及雙方提供的證據(jù)進行審查，以最后審理查明的案件事實來確實案由。如案例二，經(jīng)審理查明原告周某與被告張某之間系承攬關系，雇用關系不成立，故對其請求雇員受害賠償?shù)闹鲝埐挥柚С?。這種做法同樣會使受損一方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利不能得到法律的及時保護。 
　　三、以當事人確定為先，法院最終以案件事實進行認定的原則 
　　這一原則也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通知》中所確定的原則，形式上是對前面二原則的聯(lián)合運用，但核心仍然是強調(diào)法官的職權(quán)主義。這一原則的掌握難點在于對當事人實際訴爭的法律關系的認定。如案例二，在審理過程中，明確了原告受損的邏輯順序，而將案由確定為建筑物致人損害賠償，則事實上是法官權(quán)力的一種擴大行使，容易給雙方當事人對判決的公正性造成懷疑，甚至對訴訟指導造成不良影響，讓當事人在今后的訴訟中不知要如何對案由進行選擇：原告認為自己告的有理，法官卻沒有對此認定，而是認定自己沒有主張的另一個事實；被告可能會認為法官有偏袒原告的嫌疑惑，對方并未主張，卻仍然得到了法院的支持，這與事實不符，也即這一原則可能會導致法律失去指導作用的意義。 
　　那么，在當事人起訴的法律關系與實際訴爭的法律關系不符時，應當如何確實案由？因為案件類型不同，舉證的方向和證據(jù)的證明力度都不同，因此，筆者認為在在當事人起訴的法律關系與實際訴爭的法律關系可能出現(xiàn)不符的情形時，應按以下兩步對案由進行確定： 
　　一、在當事人起訴時，先對原告的訴訟請求進行審查，在審查中一旦發(fā)現(xiàn)當事人起訴的法律關系與實際訴爭的法律關系可能不符時，先對訴狀中當事人提出的實際訴爭的法律關系進行定性，若該實際訴爭的法律關系與當事人起訴的法律關系系同一種類時（如同屬婚姻家庭類糾紛或同屬借款合同糾紛類案件），即可以當事人起訴的案由立案審理。這樣一來，在庭審調(diào)查中，即使法庭查明的當事人之間實際存在的法律關系與當事人起訴的法律關系不一致，但當事人提供的證據(jù)所證明的事實及證明方向不會對案件的本質(zhì)造成影響，如當事人以借款合同糾紛起訴的案件，經(jīng)審理后認定雙方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應屬民間借貸，因借款合同與民間借貸均屬借款合同糾紛范疇的案件，故雙方在舉證時，兩個案由中的證據(jù)要件均可通用，能證明借款的事實，對此，法官可依職權(quán)依據(jù)當事人實際訴爭的法律關系將案由確定為民間借貸糾紛。簡言之，即法官對當事人起訴的法律關系與實際訴爭的法律關系屬同一類型的案件，可以法庭查明的當事人之間實際存在的法律關系作為確定案由的依據(jù)對案由進行確定。 
　　二、若在審查時發(fā)現(xiàn)當事人實際訴爭的法律關系與當事人起訴的法律關系可能不屬同一類型時，即應在受理時對當事人行使釋明權(quán)，指導當事人明白以當事人起訴的法律關系訴訟中可能承擔的風險。此時，若當事人愿意更改案由，即應對新案由的案件受理并進行審理。若當事人不愿意更改案由，也應對案件受理，但只審理當事人起訴的事實及理由，對超出該事實及理由的當事人之間實際訴爭的法律關系不得由法官自行確定案由，若審理中當事人的證據(jù)不足以支持其提出的訴訟主張，應予以駁回，該訴訟風險應由當事人承擔。否則，將不利于另一方當事人在舉證時對證據(jù)的篩選，實際上是對另一方當事人舉證權(quán)利的一種變向剝奪。簡言之，即法官對當事人起訴的法律關系與實際訴爭的法律關系可能不屬同一類型的案件，應在立案審查時對當事人釋明訴訟風險，若當事人改變案由起訴，則以新案由立案審理；反之僅對當事人提出的訴訟請求立案審理，并嚴格遵守“不告不理”的原則，不得以法庭查明的當事人之間實際存在的法律關系作為確定案由的依據(jù)對案由進行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