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被告人：楊某，男，49歲，某省某縣人，農民，暫住某省某市上大溪某號。1994年11月28日被逮捕。 
　　1993年8月至1994年9月期間，被告人楊某先后4次單獨或伙同羅某、吳某（均另案處理）到廣東省某市谷饒上堡某印刷廠、某刻印店，由楊某提供樣本，偽造了某省木材檢尺碼單和某市木材檢驗專用碼單共計635份；同時偽造了某省木材運銷專用發票24份；偽造了清流、大田、寧化、永安、明溪、連城等6個縣市林業主管部門木材管理專用章、調運專用章、業務專用章、發票專用章、驗訖章、木材檢驗章共25枚。此外，楊某還偽造了檢尺鋼印6枚、檢尺員私章8枚。楊某將偽造的碼單和木材運銷專用發票蓋上偽造的印章、鋼印、檢尺員私章后，以每份40元或70元的價格出售給馬某、許某（均另案處理）等人，共計出售偽造的碼單205份、發票17份，獲得贓款5610元。 
　　「審判」 
　　某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楊某犯偽造計劃供應票證罪，向某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某市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認為，被告人楊某以營利為目的，多次偽造木材檢尺碼單達635份、發票24份以及清流、永安等6個縣市林業主管部門的各種印章、檢尺鋼印、檢尺員私章共計39枚，并將偽造的碼單、發票蓋上偽造的印章后出售牟利，非法得贓款5610元。楊某偽造碼單、發票、印章數量大、范圍廣，嚴重危害林業管理秩序，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偽造印章罪。該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六十條的規定，于1995年5月29日作出刑事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楊某犯偽造印章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年； 
　　二、繼續追繳贓款5610元； 
　　三、被告人楊某偽造的碼單、發票及各種印章予以沒收。 
　　宣判后，被告人楊某沒有提出上訴，人民檢察院也未提出抗訴。 
　　「評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偽造林業部門木材檢尺碼單、發票和印章的犯罪案件。在訴訟過程中，對被告人楊某的行為構成犯罪沒有異議，但應定什么罪則意見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應定偽造計劃供應票證罪。1991年10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關于盜伐濫伐林木案件幾個問題的解答》（以下簡稱《解答》）第五條中規定：“以營利為目的，偽造、倒賣林木采伐許可證或者采伐指標、運輸木材的各種票證，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條以偽造或者倒賣計劃供應票證罪追究刑事責任。”本案被告人楊某為獲取非法利益，偽造木材檢尺碼單635份和木材運銷發票24份出售，這些碼單和發票均屬運輸木材的票據。楊某的行為完全符合上述《解答》的規定，且情節嚴重，應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條的規定，定偽造計劃供應票證罪。其偽造林業部門的印章是為偽造碼單、發票服務的，可以不另行定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應定偽造、倒賣計劃供應票證罪。刑法第一百二十條規定的偽造或者倒賣計劃供應票證罪，是選擇性罪名，包括偽造和倒賣兩種行為。行為人只要實施了其中一種行為，即可構成此罪。如果行為人實施了其中的兩種行為，既“偽造”又“倒賣”，應定偽造、倒賣計劃供應票證罪，不實行并罰。本案被告人楊某不僅偽造了碼單和發票，而且將這些偽造的碼單和發票出售牟利，其實施的是偽造和倒賣兩種行為，而不是偽造這一種行為，因此其行為應定偽造、倒賣計劃供應票證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應定偽造印章罪。被告人楊某分別實施了三種犯罪行為，即偽造印章，偽造木材檢尺碼單和木材運銷專用發票，倒賣木材檢尺碼單和木材運銷專用發票。這三種犯罪行為分別獨犯了兩個罪名，即偽造印章罪和偽造、倒賣計劃供應票證罪。楊某的行為雖然觸犯了兩個罪名，但兩個罪名之間具有目的與方法的牽連關系，符合牽連犯的構成條件。在刑法理論上，所謂牽連犯是指出于一個犯罪目的而其犯罪的方法行為或結果行為又觸犯其他罪名的一種犯罪。本案被告人楊某的目的是要出售其偽造的木材檢尺碼單和木材運銷專用發票，以牟取非法利益。這種目的行為獨犯了刑法第一百二十條規定的偽造、倒賣計劃供應票證罪。但是，他所偽造的碼單和發票如果不蓋上林業主管部門的印章就不能使用，從而就賣不出去，所以他又偽造了林業主管部門的印章多枚，這種方法行為又觸犯了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條規定的偽造印章罪。這就是牽連犯罪。對牽連犯的定罪處罰原則是“從一重處斷”，即按數罪中法定刑較重的一罪定罪量刑，不實行數罪并罰。就本案而言，偽造印章罪的法定刑比偽造、倒賣計劃供應票證罪的法定刑要重，因此，對被告人楊某的行為應定偽造印章罪。 
　　某人民法院采納了上述第三種意見，以偽造印章罪對被告人楊某定罪判刑是正確的。 
　　考試大：我國刑法對牽連犯沒有規定，但在刑法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中還是普遍承認的。牽連犯本來是數行為觸犯數罪名，每個行為都可以獨立成罪，只因為行為人在主觀上出于一個犯罪目的，各個犯罪行為之間又存在不可分離的牽連關系，其主觀惡性和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比單純的一罪要大，比通常的數個獨立犯罪要小。所以，對牽連犯不實行數罪并罰，而是按數罪之中的一個重罪定罪并處以重罪之刑，這就叫做“從一重處斷”。對牽連犯從一重處斷，并非對其所犯的輕罪可以置之不論，輕罪仍不失為犯罪，因此對被告人所犯的輕罪也應當在判決書的理由部分加以述明，以便對其犯罪行為作出正確而全面的法律評價。不這樣做，就不能反映出牽連犯的特點，不能體現出從一重處斷的原則，甚至會使人誤以為被告人的行為只構成單純的一罪。就本案而言，被告人楊某的行為既犯有偽造印章罪，又犯有偽造、倒賣計劃供應票證罪，只是因為這兩罪之間具有牽連關系，才按其中的一個重罪即偽造印章罪定罪判刑。如果不在判決理由中予以講明，人們就會誤以為楊某的行為只單純地構成偽造印章罪，沒有觸犯其他罪，這自然有悖于判決的本意。因此，比較理想的作法應當是：在判決書的理由部分，對被告人的行為所觸犯的刑法條款和罪名一一列出，但不必一一分別判刑，指出其犯罪行為之間的牽連關系，最后按其中的一個重罪定罪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