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唐某與代某于1998年12月登記結婚。2000年6月，唐某已懷孕3個月時，雙方因家庭瑣事發生矛盾，代某毆打唐某。唐某因氣憤而離開代某回娘家生活，代某對唐某的離家行為置之不理，唐某在娘家生活兩個余月，到醫院做了中引手術，手術后仍在娘家生活，產假期滿后外出務工。2003年7月，唐某以夫妻感情破裂為由起訴要求與代某離婚，代某承認夫妻感情已經破裂，同意離婚，要求唐某因擅自墮胎行為賠償精神損失費5000元。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對唐某擅自墮胎的行為是否給代某造成精神損害，應否賠償？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

　　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唐某應當給予代某精神損害賠償。其理由是：根據《四川省計劃生育條例》規定，一對夫婦終生只生育一個孩子，唐某與代某婚后懷孕的是第一胎，又符合計劃生育政策的生育條件，應當生育，而唐某與代某發生矛盾后，擅自將雙方共同的愛情結晶——孩子引產，其行為侵害了二人的愛情結果，主觀具有故意性，唐某的行為有過錯，萬一代某離婚后不能再婚，其后果是明顯的。因此，唐某應給予代某適當的精神損害賠償。 

　　第二種意見認為：唐某不應當給予代某的精神損害賠償。其理由是：唐某與代某婚后所懷孕的孩子，是唐代二人的共同愛情結果，對該結果是否保存，雙方都有決定的權利，并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婦女有權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生育子女的權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因此，對于生育與不生育的權利，國家法律賦予婦女進行決定。所以，本案中，唐某與代某婚后因家庭瑣事發生矛盾造成夫妻感情破裂，唐某在得不到代某的關心、愛護下，在娘家生活極度痛苦，代某對唐某置之不理，代某的行為也是對唐某的精神折磨。因而，唐某為減輕自己精神痛苦的壓力，決定對自己懷孕的孩子進行中止懷孕，也是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利，其行為是正當、合法的，不存在對代某的精神有所侵害。唐某當然不應當承擔代某提出精神損害賠償問題。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