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重審程序的“許霆案”將由廣州中院逐級呈報至最高法院進行請示。筆者認為，廣州中院的這一做法是錯誤的，違反了刑法和刑訴法相關規定。因為從法律規定看，一審法院無權就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的案件“請示”最高法院，哪怕是逐級呈報。  
   刑法第63條第二款規定，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這就是廣州中院將許霆案逐級呈報最高法院請示的基本依據。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由廣州中院逐級呈報至最高法院進行請示”是一個非常不嚴謹甚至是錯誤的表達，不僅沒有任何法律依據，而且容易與通常所說的“個案請示”相混淆。依據刑法的上述規定，這種說法至少存在兩方面的法律錯誤：一是它并非“請示”而是“提請核準”，二是它不應由作為許霆案件一審法院的廣州中院呈報，而必須由二審法院呈報。 
    刑法在這里使用的概念是“核準”，它的含義是什么呢？縱觀我國刑法主要在兩個地方使用“核準”概念，一個是這里，另一個是在死刑案件中，對判決死緩和死刑的案件必須分別報請省高級法院和最高法院核準。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第六十三條中的“核準”是一個特定情形下的“特殊程序”，我們可以稱之為“輕判核準程序”，其目的是防止地方法院錯誤理解法律，隨意法外開恩，體現了對案件事實的高度尊重和對司法公正的高度重視。 
    適用“輕判核準程序”必須具備以下幾個基本要件：一是不具有刑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二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和罪刑相適應原則，應當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三是必須是在擬作出終審判決之前向最高法院“請示”，即只能由二審法院逐級呈報到最高法院進行核準。這就意味著，最高法院必須就案件的事實和法律兩個方面進行審查，而不應僅限于法律適用。 
    為什么必須由二審法院呈報最高法院進行核準呢？因為從法律規定看，經最高法院核準的判決就是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而一審法院的判決不是終審判決，并不必然發生法律效力，所以一審法院沒有權力直接將自己對案件的擬作判決逐級呈報最高法院核準。否則，就違背了我國刑訴法規定的兩審終審制，侵犯了被告人的上訴權，規避了二審法院的審查監督，影響二審法院功能的發揮，必然引起程序的混亂和程序正義的喪失。何況我們也不能排除一審判決被二審法院直接撤銷或改判的情形，這樣就不用再啟動“輕判核準程序”，無需呈報最高法院核準了。 
    弄清了“輕判核準程序”的基本涵義，問題就變得越來越清晰。它讓我們清楚地看到，該程序與通常所說的“個案請示”有著不同的本質和特點，前者是對罪刑相適應原則的補充，是刑法靈活性和有效保障人權的重要體現。而后者則是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對司法公正有百害而無一利，是應當努力取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