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會效果分析 

   《辦法》已施行10多年，而我國社會在這期間，諸如國家經濟建設，人民生活水平，社會認識觀念，人權保護理念等，都發生了深刻變化，新法律、法規以及司法解釋也在不斷地出臺。但在以往的道路交通事故賠償處理中，無論是交警部門調解，還是人民法院審判，都仍未突破《辦法》第37條規定的具體范圍，最多也只是在法院判決中能有精神賠償之說。此案判決賠償今后護理費，向傳統做法提出了挑戰。也正因為此，有人士提出了如下一些疑問： 

   （1）《辦法》是處理道路交通事故的專門法規，盡管其有待完善之處，但執法機關仍應按照特殊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適用其規定處理具體案件。而本案中，法院卻適用了的司法解釋和并未規定有護理費內容的《民法通則》條文，這不能不說是法官造法的結果。 

   （2）盡管判例在我國不是法，但人民法院的判決仍對社會具有指導性、參照性和比較性作用。此案判決將會帶來一個傾向，即今后的交通事故受害人可能更多的選擇向法院起訴（因為交警的調解基本框在《辦法》的明文規定內，賠償比訴訟少許多），從而讓交警部門的調解成為虛設。 

   （3）如果今后道路交通事故傷者獲賠很高，可能會促使部分肇事者鋌而走險，即撞殘不如撞死。 

   （4）可能導致運營車輛參加保險轉移風險的目的很難實現。 

    上述觀點和具有片面性和猜測性，不能就此否定判決的社會價值。因為： 

    其一，司法實實踐中的案件情形千差萬別，而法律的規定又較為原則，這就賦法院及其法官在審判案件時，可以根據具體案情和相關法律規定，本著公正、公平和平等地保護當事人權利的目的，在一定范圍內行使自由裁量權。 

    其二、當事人選擇何種程序解決糾紛，是法律賦予的權利，無人可以非法阻擾，再說，任何機構調解民事糾紛也不能局限于只以某一個法規為準，而應允許當事在所有的法律法規框架內協商處理。 

    其三、賠償金額的高低與“撞殘不如撞死”之間，沒有必然聯系，即使有膽大妄者，也必將受到刑事法律的制裁。 

    其四、象本案這樣較大的賠償數額，的確給營運車輛參加保險增加了一定難度，但這并不是判決或賠償本身的問題，而是保險市場中存在的不平等性造成的。通常情況下，保險合同是保險公司預先擬好，投保人沒有商量的余地，并不能完全體現投保人的意愿，且保險公司不賠償間接經濟損失（如精神撫慰費、今后護理費）。保險市場的這種不平等局面，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得以改變。 

    綜上所述，此案判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體現了法律對弱者的關懷，特別是對今后護理費的判決，為完善有關法律、法規提供了實踐性素材，有利于促進我國人權保護事業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