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

　　本案的關鍵問題在于認定王某（原告）是否構成妨礙公務。妨礙公務應由主觀要件和客觀要件構成。本案中王某毆打該局民警“阻礙民警執行職務”的事實客觀存在，但這只能構成妨礙執行職務的客觀要件。王某（原告）對上述行為是否存在“妨礙民警依法執行職務”的主觀故意還有待商榷。

　　我們首先要分析某鐵路公安局（本案被告）民警宋某的行為。本案申宋某及所屬的鐵路公安局屬于有權實施治安行政管理的人員和行政機關，追查“倒票”行為完全在其職權范圍之內，宋某是人民警察，無論何時何地，隨時維持社會治安，追查違法犯罪嫌疑人是國家賦予的神圣職責和職權。所以宋某雖然身著便服到火車站辦私事，但遇到“倒票”嫌疑人也應當而且有權予以追查，所以宋某的行為是執行公務無疑。但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宋某并未完全依法執行職務。一個行政行為是否合法，應當同時具備實體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行政主體在實施具體行政行為時，依據程序法的要求，最起碼的要求就是表明身份，說明理由和聽取對方當事人陳述和抗辯。《人民警察法》規定，盤問、檢查要經出示證件后才能進行。這些程序性要求對于防止行政主體濫用權力，減少行政相對人的誤解、懷疑和抗拒，維護行政相對人的基本人權有重要的意義。本案申宋某雖事出緊急，身著便裝，但也應當及時出示身份證件，對李某的“追查”行為也應當遵循說明理由和聽取申辯的程序。

　　“警察行政強制是指警察機關在警察行政管理過程中，依法對違法行為人采取的、限制其人身或財產的特殊強制手段，以達到迫使其履行法定義務或者實現強制懲戒目的的警察行政行為。”實行行政強制措施的前提需是行政相對方拒不履行義務或者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的出現。人民警察在追查違法嫌疑人時應慎重使用警察行政強制措施，只有在違法嫌疑人暴力抗拒、行兇、逃跑或其他必要的情況下才使用武力、警械或其他行政強制措施。本案中李某并未暴力反抗，只是稱“喊著玩呢”，宋某即連續將其摔倒在地，應屬于違法使用行政強制措施。

　　從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民警宋某的身份和行為在局外人心目申是不清楚的，外人很難認為宋某是在執行職務追查“倒票”行為。所以本案中聯防隊員王某并不能確定宋某系執行職務，在沒有確定宋某身份之前讓宋某到聯防辦公室并沒有錯，這足以說明王某并沒有妨礙執行職務的主觀故意，充其量也只能算是過失。而根據法律精神，除非有法律特別規定，對過失行為是不追究責任的。因此，王某行為不構成妨礙民警依法執行職務，當然不能適用《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和第19條規定給予行政拘留15目的處罰。原告適用法律不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54條的規定，應判決撤銷其具體行政行為。

　　[相關法律法規、司法解釋]

　　《行政訴訟法》第25條、第54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9條，《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和第19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