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漢代文帝、景帝廢肉刑

　　西漢建立后，重視總結秦亡教訓。漢文帝時鑒于當時繼續沿用黥、劓、斬左右趾行等肉刑，不利于政權的穩固，開始考慮改革肉刑。當時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世，為改革刑制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文帝開始刑罰的直接起因是在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獲罪當施黥刑，其小女緹縈上書請示將自己沒官為奴，替父贖罪，并指出肉刑制度斷絕犯人自新之路的嚴重問題。文帝為之所動，下令廢除肉刑。

　　1.刑制改革的內容。把黥刑（墨刑）改為髡鉗城旦舂（去發頸部系鐵圈服苦役五年）；劓刑改為笞三百；斬左趾（砍左腳）改為笞五百，斬右趾改為棄市死刑。文帝的改革，從法律上宣布了廢除肉刑，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改革中也有由輕改重的現象，如斬右趾改為棄市死刑。雖然劓刑改為笞三百，斬左趾改為笞五百，不再用肉刑處罰，但因笞刑數太多，使受刑之人難保活命，因而班固稱其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之”。(來源:考試大)改革存在不少缺陷，有待進一步完善。景帝繼位后，在文帝基礎上對肉刑制度作進一步改革。他主持重定律令，將文帝時劓刑笞三百，改為笞二百；斬左趾笞五百，改為笞三百。景帝又頒布《箠令》規定笞杖尺寸，以竹板制成，削平竹節，以及行刑不得換人等，使得刑制改革向前邁了一大步。

　　2.刑制改革的意義。文帝、景帝時期的刑制改革，順應了歷史發展，為結束奴隸制肉刑制度，建立封建刑罰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礎。盡管這次改革還有缺陷，但同周秦時期廣泛使用肉刑相比，無疑是有歷史性的進步，在法制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漢律的儒家化

　　1.上請與恤刑。漢高祖劉邦七年下詔：“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即通過請示皇帝給有罪貴族官僚某些優待。其后，宣帝、平帝相繼規定上請制度，凡百石以上官吏、公侯及子孫犯罪，均可以享受“上請”優待。東漢時“上請”適用面越來越寬，遂成為官貴的一項普遍特權，從徒刑二年到死刑都可以適用。為官僚貴族犯罪減免刑罰，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統治者以“為政以仁”相標榜，強調貫徹儒家矜老恤幼的恤刑思想。年80歲以上的老人，8歲以下的幼童，以及懷孕未產的婦女、老師、侏儒等，在有罪監禁期間，給予不戴刑具的優待。老人、幼童及連坐婦女，除犯大逆不道詔書指明追捕的犯罪外，一律不再拘捕監禁。當然，給老幼以優待，也以不危害統治階級的利益為限。

　　2.親親得相首匿。親親得相首匿原則，是漢宣帝時期確立的。主張親屬間首謀藏匿犯罪可以不負刑事責任。來源于儒家“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的理論，對卑幼親屬首匿尊長親屬的犯罪行為，不追究刑事責任。尊長親屬首匿卑幼親屬，罪應處死的，可上請皇帝寬貸。它反映出漢律的儒家化，并且一直影響后世封建立法。

　　3.《春秋》決獄是法律儒家化在司法領域的放映。其特點是依據儒家經典—《春秋》等著作中提倡的精神原則審判案件，而不僅僅依據漢律審案。《春秋》決獄實行“論心定罪”原則，如犯罪人主觀動機符合儒家“忠”、“孝”精神，即使其行為構成社會危害，也可以減免刑事處罰。相反，犯罪人主觀動機嚴重違背儒家倡導的精神，即使沒有造成嚴重危害后果，也要認定犯罪給予嚴懲。以《春秋》經義決獄為司法原則，對傳統的司法和審判是一種積極的補充。但是，如果專以主觀動機“心”、“志”的“善惡”，判斷有罪無罪或罪行輕重，也往往會成為司法官吏主觀臆斷和陷害無辜的口實，在某種程度上為司法擅斷提供了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