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中國網通集團北京市通信公司（以下簡稱被告）。

　　[案情]

　　2005年7月8日，原告李召平委托其代理人孟憲紅向被告位于通州區的營業部申請安裝固定電話一部，裝機地址為通州區新華經典麗園1號樓2408室，在孟憲紅與被告簽訂固定電話后付費業務服務協議時被告知：根據被告的規定對于外地人員安裝固定電話，要收取押金500元。隨后孟憲紅將此情況通知原告李召平，原告李召平遂親自前往該營業部辦理相關手續。原告李召平在得知上述情況后又被告知其還可以選擇預付費業務以及由本市居民或單位為其提供擔保。后原告李召平選擇了固定電話后付費業務并在被告處填寫了業務單，交納了初裝費235元及押金500元，被告為原告出具了發票。2005年7月9日被告為原告李召平安裝完畢固定電話。現原告李召平認為被告收取其押金500元沒有相應法律依據，應屬無效條款，且自己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證并在北京擁有房產，應享受與北京市民相同待遇，故訴至一審法院要求被告退還押金500元并支付相應利息。

　　[裁判要點]

　　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李召平與被告簽訂的固定電話后付費服務協議系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該協議亦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屬合法有效，雙方當事人均應依約履行各自的義務。原告李召平選擇的是被告開辦的固定電話后付費業務，按照服務協議的約定，原告李召平需向被告交納500元押金方可辦理，李召平在簽訂協議后向被告交納了500元押金，被告亦依約為李召平辦理了固定電話入網手續，雙方均各自履行了合同義務。現原告李召平以被告基于戶籍制度對外地來京人員安裝固定電話采取歧視性政策、簽訂服務協議并非自己真實意思表示、押金條款屬于違反法律規定的無效條款為由要求退還押金500元并賠償其利息損失，缺乏法律依據，基于我國目前的社會信用體系尚不完備的情況，被告為保證企業經營安全要求部分用戶在安裝固定電話時提供相應擔保，該種行為與現行法律規定并不相悖，也未明顯違反社會的公序良俗。況且原告李召平在與被告簽訂固定電話后付費服務協議時已經明知共有三種安裝固定電話的方式可以選擇，原告李召平在考慮后仍選擇了交納押金500元的后付費方式安裝了固定電話。現李召平又以簽訂協議不是自己真實意思表示、服務協議中的押金條款為由要求退還押金、賠償利息損失，顯然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故判決：駁回原告李召平的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后，李召平不服提出上訴，二審維持了一審判決。

　　[評析]

　　本案雙方主要爭議的焦點是被告對戶口不在北京的用戶安裝固定電話采取后付費服務方式需交納500元押金的規定是否合理，是否涉及歧視性規定。

　　筆者認為，電信合同從性質上來看是一種實質上的租賃合同，其中出租人為對電信線路享有經營權或所有權的電信企業，承租人則為用戶。但是電信合同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最明顯的一點就是電信合同是一種格式合同，用戶對此的可選擇性比較小，這使得用戶事實上處于一種弱勢的地位，很難有其他更多的選擇。這無疑也給某些電信企業在制定一些相應的規定或者推出一些業務時忽視或者變向侵害用戶的某些權益提供了制定霸王條款的便利條件。結合本案來看，原告李召平認為自己雖然戶口不在北京，但是已經在北京購買了商品房、領取了北京市工作居住證，具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來源，因此在申請安裝固定電話業務時不應與具有北京戶籍的人員區別對待。被告則認為自己作為電信企業采取此舉也是迫于無奈，因為很多用戶缺乏誠信意識造成拖欠話費數額巨大，已嚴重影響到企業的經營安全和正常運轉，因此在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前提下出臺一些特殊規定是很正常也很有必要的。對此筆押金押金雙方各有自己的理解和認識，孰對孰錯呢？顯然這并非可以簡單對錯來判斷的問題，它涉及到我國的國情、涉及到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的問題。

　　電信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為了避免經營風險，不得已在自主權限下制定一些相應的特殊規定，例如以戶籍來作為某些業務的劃分標準，是否帶有歧視性規定？完全打破戶籍制度是否可行？針對越來越多的外地務工人員能否完全的、真正的將其納入到城市中？顯然這些都是有關政府和部門在今后應當加以調研和解決的問題。同時從本案還可以看出，涉及電信領域的立法尚不健全，在出現一些糾紛后很難找到相應的具體的法律依據來加以解決。我國目前涉及電信領域的專門性法規是2000年9月通過并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時隔六年后該條例已經難以有力指導和解決目前電信行業飛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該條例帶有很強的行政管理色彩，意思自治、契約自由等民法精神和原則在其中體現的不夠充分，從法律規范類型上看，應當屬于管理性的強行性規范。作為管理性的強行性規范，該條例實際操作性也比較欠缺，因此實踐中碰到一些具體問題就很難從該條例中找到相關的立法原則和處理規定。因此，電信行業要打破其壟斷行業導致的強勢態度，對待用戶以及制定相關的業務政策要更加人性化、科學化，并加強內部管理、提高服務質量，以減少糾紛的發生。同時相應的立法部門也要針對目前現狀加強立法，通過完善立法達到對電信企業和用戶利益的均衡保護。